张国刚

人类文明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肇始于莽原时代，碍于自然条件，其规模和形式都受到很大限制。进入文明社会，特别是在国家诞生以后，文明的交流和互动便更多受到社会中多重因素的影响。近代以前，规模最为宏大的文明交流之路，就是亚欧大陆（包括非洲东部地区）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在这个历史大舞台上，文明交流由东向西、自西徂东，是双向互动的。

从早期的中西交往而论，战争的动力作用不可无视。战争是野蛮的，却也是开拓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推动力。人类对财富与成功的渴望，以及对创造美好生活的追求，始终是丝綢之路上东西文明交往的不竭动力。野蛮时代诉诸战争，随着文明时代的推进，这种动力机制变得多元而且复杂，战争本身也不完全出于经济或财富目的。

出于政治、外交（包含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交往）的需要。无论是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前138），还是东汉和帝时期西域地方政府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都肩负着政治、外交使命。海上出使也是如此，无论是唐德宗贞元元年（785）杨良瑶海路西行，还是始于明成祖朱棣时期的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都是出于政治和外交的目的。

丝绸之路的经略历来是中原王朝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张骞通西域打开中西交往的官方通道之后，中原王朝与周边政权关系的稳定与互信，为丝绸之路的畅达提供了保障，也是和睦西部与边疆地区胡汉关系、维护边境地区军事安全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