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彬

【摘要】《六国论》是苏洵政论文的典范之作，其价值不仅体现在缜密严谨的论证结构上，而且体现在“质而实绮，简而多姿”的语言艺术上。通过文本中比喻、对比、对偶、设问等修辞手法、言约义丰的语言运用，以及承转灵活的句式，可以深刻地体会《六国论》一气呵成的气势和理定而辞畅的政论文特征。

【关键词】《六国论》，修辞手法，言约义丰，开合有度，语言艺术

苏洵《六国论》《审势》等作品问世以后好评如潮，“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作品的成功固然得益于“议论精于物理而善识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的济世情怀，但也不应忽略其别具一格的语言艺术。《六国论》交错使用长句、短句，辅以比比皆是的比喻、对偶、对比、设问等艺术手法，体现了非同寻常的艺术技巧，素有“质而实绮，简而多姿”的美誉。“质”与“绮”是雄刚与温淳的契合，互为表里;“简”与“多姿”是凝练与生动的统一，相辅相成。

一、从修辞手法运用角度看

苏洵一生志在济世，长于论理辩驳，其政论文堪称北宋文坛的一朵奇葩，上承秦汉，下启二苏。一般而言，论政与言兵一类的政论文如果仅为论理驳难则容易失之于枯燥乏味，而如果一味追求滔滔雄辩又会失之于言辞浮夸，这是任何作家在创作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苏洵的解决策略是在追求穷情尽变且义理幽深的同时，适时设譬引喻，将抽象的论述表达得具体、生动，寓抽象道理于形象之中，不能不让人惊叹其语言艺术之高妙。

“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在前文描写六国先祖“暴霜露，斩荆棘”历尽艰辛开垦疆土之后，作者批判了六国不肖子孙的错误做法。为了表现他们对先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来之不易的土地的不珍惜，作品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把“土地”比作毫无价值的“草芥”。一方面是先辈获得土地之艰难，一方面是子孙丢弃土地之轻率，无怪乎明代学者陆粲评价道：“以喻相形，悠扬爽逸，用意者当法之。”此处比喻恰到好处，堪为典范。

苏洵设喻之妙，还表现在将深奥抽象的道理比作日常生活之物，其效果是通俗易懂，如见其形。如“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这句话本不是苏洵的独创，而是他对战国纵横家苏代话语的改造，其效果可谓点石成金。“薪”“火”是人人常见之物，“薪尽火灭”是人人皆知的道理。此处“薪”喻指六国有限的土地，“火”喻指秦国无边的贪欲。“抱薪救火”的结果是赂者的土地越来越少，以至于枯竭;被赂者的土地越来越多，而贪欲更大。诚如曾巩所赞：“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尽之约，远能见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烦能不乱，肆能不流。”

《六国论》大量使用对比、夸张手法，字字珠玑，造成无可辩驳的逼人气势，使文章华美斑斓。“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一增一减的两个“百倍”的对比振聋发聩;“得”与“亡”的对比顺势推导出结论“固不在战矣”，阐明“大欲”与“大患”都因“赂”而不因“战”，令人触目惊心。“以有尺寸之地”中的“尺寸”极言其小，这个缩小夸张和前文的夸大夸张“百倍”的连续使用，把六国先辈创业之漫长艰苦与子孙败业之迅速轻慢表现得淋漓尽致，对比中沉痛惋惜之情不言而喻。“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今日”“明日”相连续，割地速度之快被夸张到无可复加;“五城”“十城”强调割地赂秦数量越来越多;安寝之时仅有“一夕”，又见苟安时间之短与得不偿失。凡此种种，战胜者的贪婪，苟安者的狼狈，韩、魏、楚国势之危急，无不跃然纸上，充溢着一种毋庸置疑的雄辩气势。

当然，这种华丽的辞采并非苏洵单纯地为文赋采，其目的是追求一种简劲质朴、含义深远的義理幽深之文，极尽能事的新奇比喻、铺陈对比与夸张形容，不过是为了将“赂秦”的危害表达得更形象可感，更有感染力。

二、从语言锤炼和抒情用语角度看

苏洵的政论文大多极尽精致，这些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是语言千锤百炼，极有说服力，毫无急就仓促之感，可谓言约义丰。

《六国论》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开篇即以简洁的语言点明论点，言简意赅。“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开宗明义，直指要害，论断斩钉截铁，没有任何婉转延宕之词。首段仅二十五字，便将全文论点概括得精当绝伦，一个“赂”字总摄全文，贯穿全篇。表现在语言艺术上，即是用词精准，干脆利索。

“其势弱于秦，而犹有可以不赂而胜之之势。”“弱者”如何能转变为“胜者”？关键在于“不赂”。在批判“赂”者的同时，也指明了“弱”者自救之路。时空变换，今天对立双方的实力又有所不同，“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拥有“天下之大”者，竞也因以“赂”为国策，进而“从六国破亡”，岂不更令人可悲可叹！“弱”者因“不赂”而能“胜之”，“大”者却因“赂”而“破亡”，不同对象的不同做法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既令人震惊，又引人深思。“弱”与“大”，“胜之”与“破亡”，这些精准词语的使用，力敌千钧，撼人心魄。苏洵善于从经典作品中汲取营养，化而为己所用，“以西汉文词为宗师，杂采先秦诸子”，而诸子散文与西汉散文语言上无不古朴凝练，言约义丰。

“呜呼”“悲乎”两个感叹语气词的反复使用，犹如异峰突起，言语谆谆，情辞深痛，发人深省。“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暗藏机锋，婉转含蓄地讽喻了时政，令人回味不已。“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之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之识矣。”《六国论》绝非仅仅就史论史的言止于此，而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要抒发有感于现实的灼灼情怀。“谓此悲六国乎？非也。刘六符来求地，岁币顿增，五城十城之割，如水就下，直易易耳。借古伤今，淋漓深痛。”（契丹使者刘六符，奉命于仁宗庆历二年至宋强索关南十县地）以“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收束，加以“下矣”再次感叹，既是呼应前文“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呼吁不要重蹈历史覆辙，又是在告诫当下统治者吸取六国灭亡之教训，勿因“积威之所劫”导致自己赂敌畏战，追求一时苟安，语气痛惜激愤，可谓切中时弊。夹叙夹议的文字中无不充溢着作者强烈的情感：对“义不赂秦”的赞赏，对“用武而不终”的惋惜，对“以地事秦”的不满，文章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感人。

细读至此，如果结合文章第三段极尽铺写六国赂秦之窘迫，赂秦之苟且，赂秦之悲惨，再仔细揣摩“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这句话，我们何尝读不出作者对当下统治者重演历史悲剧的讽刺、愤慨与悲怜，可谓深痛淋漓。

三、从开合有度及句式变化角度看

文章的气势源于语言运用的方式，语言的组合变化是表达思想的需要。苏洵政论文语言呈现强烈的论辩色彩和纡徐委备的风格，是充分吸收战国纵横策士游说之词的结果。“苏明允有战国纵横之学”北宋人惟苏明允杂出纵横之说”，论者言苏洵跌宕纵横的论辩雄风很大程度上源自《战国策》，有一定的道理。

苏洵熟谙游说技巧，往往爱用设问，一步一步地把说理推向纵深处。《六国论》开宗明义后，紧接着就故问设疑：“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六国灭亡根在“赂秦”，但是具体而言也并非如出一辙，用“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来把思维漏洞堵上，观点也就严密一些。但一个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作者仍然不断抛出新的疑问，这正是其高明之处，他把所有的特殊情况都想到，把所有的思维漏洞都堵上，读者也就更减少一分怀疑，“与赢而不助五国也”使中心论点无懈可击。归根结底，韩、魏、楚三国因赂秦直接灭亡，齐、燕、赵三国因前三国赂秦而间接灭亡。在对齐、燕、赵三国灭亡的原因分别剖析后，用“向使”一句宕开，归纳上述分析后指出“齐人勿附于秦，刺客不行，良将犹在”，即“当与秦相较”，那么胜负的结果就是一个未知数，这样“不赂者以赂者丧”也就有了充分存在的理由。虽然历史不容假设，但是如果通过假设能将道理辩明，那么适当假设也未尝不可。这就是《六国论》语言思维上的开合有度、收放自如，也是一般作品难以企及的地方。平心而论，《六国论》对史实材料的使用并非没有逻辑瑕疵，但是由于苏洵的别意剪裁也能够自圆其说，其高超的语言艺术功不可没。

细读《六国论》，我们还发现文章的句式变化值得玩味。文章第一、二两段多用铿锵有力的短句（“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第三段长短句齐下（“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而第四、五两段则多用长句（“为国者无使为积威之所劫哉”“苟以天下之大，下而从六国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国下矣”）。为何句式如此变化多端？开头两段是作者开门见山提出论点的地方，大量使用短促句式给人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感觉，有疾风骤雨般的震撼力量，而如果使用长句则显得拖沓冗长，入题较慢，缺乏力度。文章中间段是论述部分，语势略呈平稳，一边铺叙一边议论，有理有据，以理服人，所以长短错杂，从容不迫。文章结尾两段，作者为了向“为国者”提出施政建议，需要循循善诱、语重心长，既要把道理讲明白，又要适当婉曲便于对方接受，这是一种进言的艺术。“为国者”在上位，写作者在下位，双方身份以及写作目的决定结尾两段必须多用长句。总而言之，全文句式长短相济，各得其所。

在北宋风格各异的诸位散文大家中，苏洵政论文的语言艺术独出机杼，既不同于欧阳修的舒缓跌宕，也不同于王安石的冷峻峭折，更不同于蘇轼的文理自然，他的“质而实绮，简而多姿”的语言艺术，让我们领略到他独立坚忍的人格操守和丰富灼热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