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 努

龙山时代，中国境内多地文明化进程此起彼伏，多处国家起源中心都在进行着各种国家政治统治手段与意识形态的试验与探索。中原地区的相关试验与探索，开始异军突起。其中晋南的陶寺文化已经进入到“邦国”文明阶段，进行了诸多政治试验，也突显出一系列政治统治理念和制度的集成创新［1］。而较特别却意义深远的“美食政治”或“烹饪政治”理念，可以说在同时期诸多政治试验中独树一帜。李旻先生首倡此说［2］，笔者赞同，并试图进一步作些申论。

所谓“美食政治”，既包括宴饮政治，也包括将烹调过程与烹调结果即美食和菜品本身进行政治化，并贴上“文明”生活方式的标签，从而形成一整套比较完备的美食烹饪文化，为政治统治与文明教化服务。当然，在中国上古时期，食与酒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美食政治里自然也包括美酒。美食政治大致反映在制备与烹饪、菜品和酒品本身、宴饮的排场与仪式感三大方面。

一、美食的制备与烹饪

陶寺宫城内中期核心建筑IFJT3 夯土基址西北部下叠压一座长方形坑式建筑，编号为IFJT2，时代为陶寺早期，面积约300 平方米，最深处约9 米，坑内有中央“池”、小栈桥、“之”字形坡道等建筑遗迹，笔者推测为“凌阴”建筑［3］。《周礼·天官冢宰·凌人》载：“凌人掌冰。岁十有二月，令斩冰，三其凌。春始治鉴。凡外内饔之膳羞，鉴焉。凡酒浆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鉴。宾客共冰。大丧，共夷槃冰。夏，颁冰掌事。”这虽然是两周时期制度化的文献说法，但有其史前制度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