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云,郭艳花

(1.山西大学 文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2.山西大学 语言科学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06)

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学者认为语言史本是由语言学家从事的一门传统史学学科，而另一方面，受到社会语言学家的启发，社会语言史成为一门由历史学家来从事的史学新学科，侮辱史、礼让史、行话史、谈话史以及语言与民族和地区意识之间的关系等都属于该领域。语言学家早在19世纪就非常重视语言史同社会史的联系，认为社会的变化会引起语言的相应变化(如语言分化、方言合并等)。

语言史就是一部社会史，区域语言史同样也是一部区域社会史的写照。山西地方社会文化的发展史对晋方言特征的形成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我们从山西移民与民族融合、山西地理环境、山西民风民情与经济变迁的历史等三个方面看人和社会的变动对晋方言特征形成的作用和影响。

一、山西民族融合、人口移民史与晋方言特征的演化与形成

(一)民国之前山西民族融合、人口移民史

《山西通志》第六卷“人口志”在“绪言”中提到了山西地区人口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动，其特点是：“呈大周期波动，但这种波动不是简单的循环。”[1]2

“经战国至秦，各部族与汉族逐渐融合。西汉武帝抗击匈奴，匈奴内附，居于塞下，以后內迁，多数居住于山西汾水流域”[1]1。西晋太康年间，塞外少数民族继续內迁，有匈奴大水塞泥黑难、胡太阿厚、胡都大博及萎莎等部落内附。西晋太康三年(282)山西人口的民族主要包括汉族、拓跋鲜卑、匈奴等，其人口数之比例分别为76%、8%、16%(1)西晋太康三年(282)山西人口的详细数据参看《山西通志》第六卷“人口志”第一编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