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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叙事视角下王安忆《天香》中的“物观”诗学

2021-07-21王华

南腔北调 2021年6期
关键词:王安忆

王华

摘要:《天香》在当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小说中纷繁细腻的物质书写。王安忆查史阅典以铺陈罗列园林、绣品等晚明天工开物时代上海的各类风物,一方面建构起当代名物小说求真写实的艺术品格,另一方面也将物提升到叙事的结构性地位。响应当前以“物”为中心的本体叙事学的建构,立足于“物”叙事视角探究《天香》的叙事诗学,以物与时代、物与人之间互动互释的关系为切入点,可见王安忆以物为运思,意在于建构一种以物观时、以物观人的“物观”叙事诗学。

关键词:王安忆 《天香》 物叙事 “物观”叙事诗学

2011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天香》,是王安忆个人创作中一部风格迥异的作品。小说描绘晚明上海士绅家族的兴衰命运,落脚点却在写“物”上,以“天香园绣”为轴心,铺排开晚明上海士绅阶层雅趣俗情的物质文化生活。凡小说必会写物,古今中外的叙事作品有许多围绕“物”来展開叙事,也有不少以“物”为题,如《桃花扇》《药》《项链》《月亮宝石》等,其中“物”往往作为结构篇章的暗线或衬托人物性情的背景受到关注。《天香》写“物”却与一般不同,王安忆以工笔画般事无巨细地对器物进行描写,对器物世界的表现甚至不惜阻断故事情节,将叙事重心由人转向物,构成小说的独特风格。受“物转向”思潮影响,文学叙事研究试图建构以“物”为中心的本体叙事学,重新思考“物”与人的关系以及“物”在叙事中发挥的作用,对写物的文学作品的理解提供新的思路。立足于物叙事视角研究王安忆《天香》的叙事诗学,探讨其在表述“物”与时代的诗学关系中如何耦合古典小说的世情观,又如何背离历史兴亡之感走向物本主义生命哲学;在塑造人物形象上如何切入物与人之间同构与离合的关系,实现观物比德的隐喻修辞。

一.名物小说的“物”叙事视角

择取一地之风俗、古迹、物产、文献等作为小说创作的素材,潜入地方生活经验,当代小说中的名物书写渐趋丰赡,王安忆的创作可谓是上海地方名物书写的一张名片。继《长恨歌》写“弄堂”之后,王安忆又在《天香》中追溯上海特产“顾绣”的传奇历史,作为她写作上海的另一个出发点。小说虽以表现“天香园绣”从无到有的过程为重心,但正如王安忆强调的:“小说虽然是虚构的,可它是在假定的真实性下发生”,况且“顾绣产生于晚明,一旦去了解,却发现那个时代里,样样件件都似乎是为这故事准备的。”[1]在注重逻辑、情理和说服力等小说的物质外壳前提下,王安忆又充分尊重晚明天工开物的史实,纷繁的物质书写便成为《天香》的基本风貌。园林轩亭、寺庙庵所、家宅街巷等游览式描写;丝线绣品、书画图卷、笔墨工艺等特写式描摹;婚事嫁娶、节庆风俗、礼物置办等即景式介绍;甚至于吃食宴会、衣着装扮等琐物细节,也都细腻地进行了叙述。

写物虚易实难,没有这方面的常识,即便写,也写不好,但王安忆本着写实的工匠精神,翻阅数百部史料典籍以考证其详,使用到的不光有明代多种正史野史杂史、志人志怪各式笔记小说,还有文房针绣诸多专史谱录、府县山寺等地乘方志,甚至于农林种植、地理河渠、官职制度、食货五行等零星杂记。且小说中重要的时空节点均落到历史实处:涉及晚明淞、嘉、苏、杭等地,标注嘉靖、万历年间重要历史事件;此外,又以众多历史人物穿插其间:徐光启、董其昌、海瑞、张居正、归有光、利玛窦等人。随着虚实难分的情境铺垫,人情物理具有了雅致韵味,与中国古代世情小说《金瓶梅》《红楼梦》比较,《天香》可谓延续了古典现实主义的写实特征,事事离不了人情世故,而“物”作为人情世故往来的媒介,人随“物”走,境由“物”生。由物及人,由物及史,王安忆不仅在写物的过程中完成了其心中的顾绣考古与晚明上海历史风貌造影,也为当代名物小说树立起求真写实的艺术品格。

从符号学角度看,物的世界是一个有待于解释,意义有待于显现的符号系统,且“器物是外景,器物中的人工痕迹包含着存在者的文化密码,对器物的忠实描绘和表达是最原始的现实主义特征”[2]。对文学批评而言,关注小说中的物即意味着物的出现已影响了文本的意义阐释,况且考虑到文本与读者的社会语境和物质文化的差异,物质书写都将成为理解作品的一个重要切入口。《天香》作为一部历史性虚构小说,其故事背景虽置于上海的“史前”时代,与读者熟悉的物色浮华的现当代上海有一定的距离,但建构小说“经验的真实性与逻辑的严密性”[3]恰恰是从一些具体的常识和细节描写中积累起来的,于是,作者对于晚明物质文化描写成为《天香》写作的地基,成为承载小说精神的容器,写物过程意蕴的文心也成为反观作家创作美学的参照。

但长期以来受“文学即人学”观念和“现实主义小说阅读方法”的影响,在文本阐释时我们习惯性地从主体和情节上入手,一味地强调人学,陷于重人轻物的境地;即便涉及物,也只是将其作为人活动的背景,“物”的主体性及其叙事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与此同时,面对当代叙事作品中出现的许多以“物”为中心的叙事,由于缺乏系统的“物”叙事视角,往往对这些物的描写甚至于整个文本都有一种力不从心的阐释失意。即使对于像《天香》这样一部以物质书写为特征的名物小说,以往的研究虽强调器物在表现人物活动、再现历史景观层面的作用,但总体而言彰显的是“物随时变,物因人异”的人本中心观念,物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仍没有突显出来。

在西方思辨实在论等面向“物”的哲学观念影响下,“物转向”为文本的理解与阐释提供了新的机遇和视角。由于“以‘物为本体的叙事在时空想象、聚焦使用、叙述结构、阐释方式等方面必然与基于人类经验的叙事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4],因此在文学研究中重视“物”的本体地位及其影响,建构以“物”为中心的物叙事视角,是深入理解写物何为及为何的重要阐释思路。《天香》作为一部名副其实的名物小说,物在小说中具有结构性地位,以物叙事视角解读《天香》中的物质书写,调整叙事聚焦,基于“物”的视角以期深入理解王安忆写物的意图、修辞效果及小说的叙事诗学理想。

二.“以物观时”:时序与物序的张力

《天香》是一部时间节点分明却又以物为运思的历史题材小说。按照时间线索叙事,从嘉靖三十八年起始至康熙六年,讲述天香园内申家由盛转衰的家族史以及晚明百年上海的时代变局。但小说的中心在于写物,在繁复而通达的物叙事下,物的兴衰与更迭突显出的物内在的逻辑发展顺序,成为小说中不可忽视的“物序”。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小说中的物质书写也不能完全脱离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宏观的“时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影响着其时代物质的兴废存亡;但微观“物序”也并非被动承载历史的冲刷,物不仅是映衬时代变化的表征,同时也代表着去人类经验的“物本主义”现实观,以物观时、以物论世,构成小说的一条重要的现实主义叙事脉络。

从天香园内的时序看,嘉靖三十八年申明世取士造园,起名“天香”,此时申家丰裕殷实,天香园落地而成便是上海园林的奇观之一。申家人爱玩乐,除了精细打造天香园内桃林、积翠岗、碧漪堂、莲池、白鹤楼、香堂等建筑景观,每逢兴之所至,宴请宾客,无不是一番大动静大折腾。如柯海邀友游园夸口的“一夜莲花”,明世设宴赏月的“香云海”奇景;申家儿女“开园设市”做买卖的游戏;老太太喜丧的“三月雪”场景;为震川先生饯行的“蟠桃会”之宴等等。至于婚事嫁娶、人情往来,申家最为讲究阔气与排场,所用之物更是琳琅满目。及至柯海远游归来后在天香园内建厂制墨,墨厂千万盏油灯,星星点点,正是天香园最为繁荣的时刻。但随着申家几代人乐此不疲地造物和豪奢挥霍地用物,天香园扦了一批桃枝后就此伤了桃林元气,暗示申家逐渐走向凋敝。在走亲家的闵师傅眼里,桃林已然凋敝,百花荒芜,池中残荷杂乱不及收拾,厅堂结网,窗轴松动,竹棚倾塌,园子终究荒凉了。而蕙兰的嫁妆三年也凑不齐一事,则作为中心事件揭露出申家的衰败不堪。申家生计全靠女眷手头的绣品,甚至于申明世寿终的一副棺木,也是一副绣品换来的,况且换来的银子不能单用在棺木上,一应丧事用度全包裹在里面。天香园逐年衰败下来,连片荒地租赁给徐光启种甘薯,到了崇祯年间驻进崇明水师,往日私家园林已不复存在。

在天香园外,则是一个晚明兴亡更替之际新兴的上海。上海设县始于元朝初年,及至明朝嘉靖年间,上海仍可谓是荒蛮之地,根基浅短。然而上海终究有天机,借以杭州沈老太爷的话,“这天机不是别的,就是黄浦江。这一条江可是有来历的,从太湖来,入长江,归东海去,这个天象不晓得有多大的气势!不要嫌它兴起得晚,后来者居上,前景不可限量。”[5]随着历朝历代开河疏浚,河埠码头桅杆如林,有了往来船只运输之便,于是就有了商品贸易的繁荣发展。作为偏安一隅的新兴郡县,虽然“张士诚起兵割据,本朝方一开元,太祖就不信赖,必夹着尾巴做人。”[6]朝廷对江南富庶颇有忌惮,海瑞任职应天巡抚管辖苏松时,富户们敛声屏息地过日子;一旦政局宽松平靖,则又掀起一波又一波造园捐桥风气,以至于上海的园林不计其数,河渠之上桥梁纵横,龙华寺、大王庙、沉香阁等寺庙宫观林立。兴土木则引出了土木园艺等各行各业的营生,往来运输贸易则又促进商品市场繁荣,上海市镇逐渐扩大。尽管晚明政党纷争不断,晚明士子好清玩不务实,一个王朝岌岌可危,但晚明上海却是从蛮荒走向繁荣,从粗野走向文雅,从乡莽走向沉稳。

以历史时序观物,境随时迁,物随时变。天香园的凋敝揭示出晚明士绅沉溺于浮华之物凌空蹈虚而最终走向没落的宿命,一家一园之败落正与一国一族之兴亡互衬互释,由盛而衰既因其内部的亏空所致,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然而以物观时,以物论世,从物叙事的视角看历史之变,则又可发现另一种生机。

小说中所写之物是发散式的,写天香园内精雕细琢的造物世界,但核心在于写“天香园绣”;写晚明上海的造园捐桥风气,但重点在于写轰轰烈烈的市井。一切的玩賞、游冶、挥霍看似无所取,但又似乎样样件件都为写绣的兴起与传承、上海市井的繁荣与发展埋下伏笔。正因为有了上海进士造园的风气,典雅的天香园落地而成,绣才有了精致的生存空间;正因为申家富裕讲排场、脱俗求新意、爱玩乐而又雅兴俗兴兼具,绣从实用的针黹女红变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品,原本闺阁之物流出去已伤大家族的体面,但“天香园绣”最终虽然沦落为商品,却成了维持申家的唯一生计;而申家男性与其妻妾之间的情感纠葛,则从根源上造就了“天香园绣”以诗书画作底、情深意切入绣、锦心犹在的珍品。“天香园绣”依附天香园而生,原本园兴则绣兴,园衰则绣衰。随着申家玩物造物的豪奢挥霍天香园败落了,天香园里的绣阁早已成断壁残垣,荒草丛生;但“天香园绣”却移到坊间杂院,纡尊降贵,去尽浮华,经蕙兰设幔授技而流向民间,绣的那一颗锦心犹在,于是莲开遍地,而又化身千红。可见绣不与园一样随着主人的命运大起大落,它持有绣自身的一种细水长流而又川流不息的生命,一种别开生面的物的生命状态。

造园捐桥的风气起起落落,但上海的市井则是随着一波又一波造物之兴而逐渐热闹繁荣的。“由于造园子,周边乡镇,多有以土木园艺为生计,凿池子、烧砖瓦窑、开山取石、筛土运沙、经营苗圃……也就是依着这些营生,镇市扩大繁荣,房屋鳞次栉比,商铺成行,酒旗林立,到入夜时分,换成红灯笼,简直满天流萤,又一路营生出场了。”[7]建桥修庙,周边就形成集市,酒幡如林,沿街设摊。而往来运输贸易的繁荣,则从申家运输广信蜡烛、油墨原料、佛像、寿材等事件中可窥一斑。因此在杭州吴先生眼里,上海四下一股野气,一股生机勃勃然,蛮横得很,无可限量!无处不见桅帆如林,必有更大的气数,势不可当摧枯拉朽;而那南宋的遗韵则变得缥缈不实,越来越轻和弱,早已衰微了。

园林凋敝,朝代兴废,表面上看《天香》是一部晚明士绅家族和晚明王朝的消亡史。然而以物观时,“天香园绣”代代相传和上海市井轰轰烈烈的生机,则可见《天香》的“反历史”书写。绣本从民间来,经过闺阁诗书画的熏染,成为高雅的艺术品,以“天香园绣”的名号传世,其后回归民间成为一项生计而代代延续。绣的发展脉络形成一种物序,与“物本主义”现实观相呼应,也正是一种寻求生机与通变的物的哲学。此外,在某种程度上又可见“天香园绣”的物序暗自呼应了申家走向民间而延续的生机,小说结尾交代嫁入寻常百姓家的蕙兰接续了申家的命脉,过上较为宽裕的日子,正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落入民间代表着申家家族命运的另一种生存形式。以物论世,一代王朝的气数也在市井间得以延续。晚明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同时也是个天工开物的时代。明代士子好清玩,沉溺于浮华之物,造物之兴乐此不疲,尽管富绅们逐渐没落,然而造物引出的营生,带来的社会流动,以及商品贸易的频繁,正是市井繁荣的重要催生力量。而王朝的更替也并不影响市井商品经济的萌芽与发展,正如小说中揭示道:“市面上大宗银两的交易明显少了,但吴淞江畅通,水上往来频繁,小买卖兴隆,人气大增,就好比化整为零,总量大约并不少,反而因为进出多,更加热闹繁荣。”[8]可见小说故事背景虽置于晚明存亡之际,但在市井热闹的小世界中已然抹去了历史兴亡的消极情绪,而这正是强调了晚明社会衰颓之中的生机所在。

三.“以物观人”:物与人的同构与离合

张新颖评论沈从文研究物质文化史的意义时强调:“物的背后是人,物质文化史隐藏着生命活动的信息。”[9]《天香》在当代小说史上独树一帜,一方面因其沿袭以物叙史、观物论时的名物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对沈从文传统的回响,在物质研究及写作中蕴蓄着强烈的‘抽象的抒情冲动,缘‘物抒情,文心犹在”[10]。在晚明上海热闹的造物世界里,文人士子、工艺匠人、深闺女子都热情地进行创造,氤氲着天工开物的时代氛围。然而一件件物的产生或是废弃,并非如现代机械复制时代受到漠视,因物中有人,有人的技巧、遭遇、慧心、性格、修养,因而造物过程包含着论物之思,思想情感中又体现造物之人的心性,物与人之间构成一种隐喻。以物叙事视角为切入点,观物可识人,物与人之间的同构与离合关系形成王安忆“观物比德”[11]的小说诗学。

晚明上海的造园风气,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江南文人士绅的造物热情。彭家在运势上兴建愉园,以叠石取胜,几具奇石——“玉玲珑”“三生石”“含情”“愉石”令人称奇;其后彭老太爷退官归隐扩建园子,增设一排山峦仿造八卦阵格式,楼阁亭台雕梁画栋,园子瑰丽繁复,气势凛然。钱家为上海富户,宅子则占地大而间数多,远远看见,屋瓦连绵起伏,屋脊鳞次栉比。申家中进士造园子,天香园以桃林取胜脱颖而出,但申家人并不满足于园林上的造诣,也在各类琐物上表现出兴致勃勃的造物热情。为达到中秋赏月宴“澄亮”的景致,明世专门从江西广信采购蜡烛原料,自制玲珑剔透的蜡烛,又在每一只烛内嵌入花蕊,烛光一亮,花香飘然而出。为了帮小绸裱字,柯海自己动手制浆糊;其后夫妻陌路,为了寄托对小绸的深情,柯海又起墨厂制墨,采用燃油取烟的古法,制成“柯海墨”。墨厂没落后,阿潜兴起养蚕,出品只取上好的。阿昉则在街市上开一间名曰“亨菽”的豆腐店,有模有样的市井做派。总总出品可见江南士子们的造物之兴,不一而足。

迷物造物,既可归结为江南士绅财力富庶,足够挥霍;其中也有着诉说人生情志的“物语”。对于入仕出仕的士子而言,晚明党阀纷争不断,官场上如履薄冰,不得不转向归隐的避世心态,但“因是在入世的江南地方,所以不至于陷入虚妄,而是于器与道、物与我、动与止之间,无时不有现世的乐趣生出,填补着玄思冥想的空无。”[12]雅致的园林成为士人寄托“隐”的归宿,正如愉园的门楹题字“有亲可事、有子可教、有田可耕、有山可樵、有泽可渔”,尽管难有士绅真正做到歸隐,在造物过程中极尽豪奢,背离了归隐清贫安乐之志,但这一份“隐”的态度又表现出与士人心境的共构。对于富养于家的学子而言,“莺飞草长的江南,格外滋养闲情逸致”,柯海造园子的热情大过读书,阿潜读书却是自家消遣,关于物则有“近用于生计日常,远用于陶冶教化,至远则用于道。世上凡有一物降生,必有用心,人工造化,无一靡费”[13]的思考。阿昉也读书,但在经世致用的启示下,转而躬亲实践“实用”的处世哲学。造物的现世乐趣比较于寒窗苦读,有着更为自由、独立的精神面貌,器物的发现与创造,进一步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自我生命意志与个体生命的审美价值,从而造就了晚明江南士子超脱的心性。但另一方面,过于迷恋浮华之物,把赏玩当成正务,又背离儒家务实的入世观,导致晚明一代文人颓靡的世风。

小说中除了写士绅们的造物之兴,也出现了大量工艺出身的匠人,如造园子的章师傅、花本织工闵师傅、制墨的赵墨工、种茶人朱老大、鉴别行家赵伙计、叠石大师张南阳等。尽管小说并未突出他们造物技艺何等高超,但他们有着技艺傍身的气定神闲,又有着格物之理的卓越见识,人对于“物道”“物德”的体悟与吸纳,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以张南阳论“造假乱真”之说为例,“大假山并不为乱真,恰是造假……纵是造假,亦必循物理之真,因此,假是假,却是真亦假时假亦真的‘假。不只是造园子,所有制器,都不为仿造外形,实是形化物理,将每一种物的质,强调夸大——事到此时,就已经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了!”[14]匠人格物而知技法,知一技之长短而知其物性、物德,体其物道而安身立命,形成一种不卑不亢、从容淡定的人生态度。柯律格在研究晚明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时提出:“对于工匠的社会角色及制造的产品怀有不信任,甚至厌恶,这在传统的中国政治经济中根深蒂固……尽管‘本‘末的定义在随后的帝国岁月里总是摇摆不定,这种隐含的不信任感却始终存在着。”[15]王安忆在小说中却反写对工匠的态度,从他们气定神闲的精神面貌强调他们在晚明所占有的重要社会角色。天工开物,无一不是假借人手,将人工发挥到极致,达到巧夺天工的境界;而匠人们又将人生的体悟与物性物理联系起来,在造物过程中感怀人生,在体物中实现自我生命价值的超脱与升华,实为物与人的合二为一。

女子的造物之兴,不同于男子交友游冶而获,她们囿于深院,所遇所见都是家中人,然而正是由于外部时空受限,反又增加了她们内心世界的细腻和丰富,消闲无聊时或烹饪美食或裁衣刺绣或写字作画,都在造物之中融入自我的情思。如小绸作璇玑图寄托对爱情的忠贞与失望,闵女儿绣出娘家庭院里的睡莲缓解孤独凄苦之闷;希昭临摹倪瓒山水画表达自我的个性追求等。小说的核心物件“天香园绣”同样也是从闺阁消闲制物而起,融入申家三代女子的心思与情感、才情与智识、慧心与体悟,锦心一片,终成天下名绣。笔墨较多的绣品有闵女儿的“睡莲图”、小绸和闵合绣给采萍的嫁衣、希昭的人物四开屏之一《昭君出塞》以及《东山图卷》、蕙兰绣的“十六罗汉图”以及绣了一部分的《董其昌行书昼锦堂记屏》等。王安忆在描述绣品的状貌时不同于其他器物描写那样静态的铺陈罗列,反而使用一种“超越物化的语言”[16],将实物与抽象的情思粘合在一起,不光绣品中的山水花草虫鱼鸟兽人物呼之欲出,刺绣之人的心声也借由物语娓娓道来。如闵女儿的绣品,娴静内敛却又无声胜有声,绣与人之间像说着闺阁里的私心话;小绸的绣品多有几分书卷气息,如其人自有一种雅致的傲气;希昭的绣品墨色清远,气息高古,加上刺绣之前焚香洗手拉上帷幔的仪式,希昭绣画多少有些自我修行的意味;蕙兰出阁不久便寡居,绣品以素色清朴为主,绣罗汉图、绣字既为维持生计,也是借绣守情,填补内心的空缺。如果说小绸、闵女儿一代人在刺绣中注入的是情殇的慰藉与心灵的寄托,希昭一代在刺绣中追求自我修行的境界;那么蕙兰一代在刺绣中努力实现女性的独立,可见绣品见证了她们的心路历程,成为洞察人之心性的一面镜子,物与女子之间形成“观物比德”互衬互释的隐喻关系。

在借物抒情中,蕙质兰心的女子们也生发了对丝织造物的深刻认识。如小绸对务实为本的物用观念的认识,认为“天香园绣”虽精美,但也是为器具衣冠纹饰,是实用之物,况且一物必有一用,一器必有一功。希昭看闵姨娘用针,各式针法比用笔有过之无不及,体悟到循物之理的造物观念:“虽无六技六法,却自有路数定规;无一字一句,却也有理有节;无文章大义,却是心境意境情境”[17]。对于修身养性的绣画最终落到维持生计的地步,“天香园绣”由富绅大族的闺阁中移至坊间杂院,希昭都持有开明的态度,正是对物性物德的深刻认识而开辟出来的广阔胸襟。因此“天香园绣”的传承不光有技艺、有情思、有慧心,更有对物性的崇敬,代代相传,锦心犹在。

结语

物质书写在《天香》中占有突出地位,既是发散式的铺陈罗列,为晚明上海风物造影,构筑起“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文化品格;同时也是以物为中心,以物为叙事视角,建构起以物观时、以物观人的“物观”叙事诗学。以物观时,物既顺应历史兴亡的时序,又持有物本主义的物序,在物序与时序的张力中升华出物的生命哲学。以物观人,人既造物,也被物塑造,在写物与人之間同构与离合的关系中实现小说“观物比德”的隐喻修辞。王安忆以物为运思,匠心独运,创造出当代名物小说的精品。

(基金项目:吉首大学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项目编号:JGY202075)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钟红明. 访问《天香》[J].上海文学,2011(03).

[2]蓝爱国.“物质”的文学及理论的生产方式[J].文艺争鸣,2006(04).

[3]王安忆.我的小说观[A].王安忆自选集——漂泊的语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332.

[4]唐伟胜.思辨实在论与本体叙事学建构[J].学术论坛,2017,(02).

[5][6][7][8][12][13][14]王安忆.天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138,33,3,85,35-36,239,220-221.

[9] 张新颖.一物之通,生机处处——王安忆《天香》的几个层次[J].当代作家评论,2011(06).

[10] 张新颖.中国当代文学中沈从文传统的回响——《活着》《秦腔》《天香》和这个传统的不同部分的对话[J].南方文坛,2011(06).

[11] 周保欣.“名物学”与中国当代小说诗学建构——从王安忆《天香》《考工记》谈起[J].文学评论,2021(01).

[15] [英]柯律格.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M].高昕丹,陈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126.

[16] 喇诗韬.《天香》中的物质文化与个体命运[D].上海师范大学,2014:48.

[17] 王安忆.天香[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14.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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