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链重塑与中国选择”课题组

江蘇南通一家电子公司的芯片封装生产线。图/IC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中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的变化。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了“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供给视角来理解国内大循环，产业链升级优化、产业链安全是两个重点。总体上，产业链升级主要对应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更高要求，而数字技术和绿色经济的发展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技术路线。同时，产业链安全主要对应于中美博弈和疫情冲击。当然，两方面的逻辑也有一定的交集。例如，中美冲突不但使得中国更加重视产业链安全，而且也使得推进产业链升级优化更为紧迫了。出于这种外部压力的驱动，我们也强调产业链升级，但是其根本的出发点仍然是产业链安全。

如果没有中美冲突的背景，疫情冲击、数字化、绿色化这三个因素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将更具有中性意义。例如，在没有中美冲突的背景下，数字化、绿色化这两个技术范式变化带来的影响，将更多体现为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之间的更新迭代。但是有了中美冲突的背景，数字化以及伴随的信息全球化，对中美缺乏互信的状态提出了挑战，甚至进一步激化了中美互信赤字方面的矛盾。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在分析全球产业链重塑的过程中，将中美冲突作为一条主线，疫情冲击、数字化、绿色化作为三条辅线。基于此，我们得到了以下七个方面主要结论：

数字时代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冲突具有特殊复杂性

现有研究普遍注意到了中美冲突面临着意识形态方面的挑战，同时也可能面临着“修昔底德陷阱”式的挑战。同时，在数字技术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军民两用技术界限达到前所未有的模糊状态，这使得中美冲突也比历史上的相似案例更具有其特殊的复杂性。

当前，全球化已经从传统贸易一体化、生产一体化，演进到了数字化时代。相应的，全球化的跨境流动载体也从跨境商品销售、跨境资本流动，演进到了跨境信息流动。在数字化时代，海量信息的跨境流动关系到国家安全，因此军民两用技术界限、国家安全边界日益模糊。中美在数字化领域的遭遇和冲突，这在美苏、美日等冲突当中是未曾有过的。

这种数字技术带来的融合与两国信任度下降之间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冲突、修昔底德陷阱等命题纠缠在一起，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和脆弱。这甚至决定了传统的贸易规则、投资环境等领域的冲突都退而居于次要矛盾的地位，而信息领域这样直接事关国家间顶层科技力量角逐、直接事关国家安全的冲突变得越来越为突出和难以驾驭，甚至反过来进一步恶化了传统的贸易、投资领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我们也要尝试以更大的智慧和耐心来面对这一领域的冲突。

全球产业链重塑将呈现出多元化、数字化、绿色化

“疫情终将过去，但世界从此不同”。未来全球产业链的发展将呈现出三个特征：首先，跨国公司将通过多元化产业集聚以增强产业链抗风险能力。多元化的过程可能会导致中国面临一定程度的产业外移，但这与纯粹的产业外移不同。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如何确保中国供应链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给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信心和保证，这将关系到中国未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这对于评估中国对外国（尤其是对美国之外国家）的经贸关系稳定性，权衡经贸制裁措施也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其次，随着全球要素禀赋格局的变化，全球产业链将在中长期呈现出知识化、数字化和资本化趋势。在此过程中，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格局将被重新定义。一些国家虽然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但是数字经济发展滞后、相关基础设施面临瓶颈。发达国家在个人隐私保护和商业效率之间的权衡也面临障碍。相较而言，中国在研发、尤其是应用环节具有显著优势，但是也面临一定隐忧。尤其是美国一些机构将中国扣上所谓“数字威权主义”的帽子，并试图在网络世界和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标准中孤立中国，从而限制中国在数字化时代的竞争优势，这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最后，生产方式的绿色化、低碳化，这将主要影响到依赖能源出口、或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低碳化、绿色化的背景下，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发展模式可能面临额外的约束。2021年3月，欧盟议会通过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决议，以及美国早在2008年对碳关税的立法进行的失败尝试《沃纳-利伯曼法案》，都列出了免于征税的国家清单。这些享受豁免待遇的国家体量不大，影响较小。但是另一些仍处于工业化扩张阶段的国家（例如越南、印度），以及依赖于高碳资源的国家（石油出口国），其发展空间将可能面临约束。相较而言，中国受到的影响较小。中国工业化已经从粗放型扩张进入到创新驱动阶段，出口贸易内涵的碳也已经开始下降。同时，中国的绿色技术、绿色产业、绿色金融市场发展较快，这使得中国能够缓释低碳化带来的冲击。

总体上，全球产业链的多元化布局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暂时从中受益。但是在资金成本长期保持低位背景下，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可能改变传统的比较优势逻辑，绿色低碳也将成为后发国家赶超的额外约束条件。可见，对于全球经济格局而言，数字鸿沟、绿色鸿沟可能使得国与国之间的阶层更趋向于固化，后进发展中国家的赶超之路可能将更加艰难——对于中国而言，其影响有利有弊，需要综合评估。

中国产业链的全球影响力和脆弱性同时并存

在全球高出口中心度的产品当中，中国在其中八成产品的出口上具有优势，供应链呈现出较强韧性。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分类标准，中国是唯一拥有全部大、中、小工业门类的国家。

图3：中国内地以外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业务占比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人民币国际化观察2020年第3期（总第81期）：全球外汇交易最新进展与人民币外汇交易发展方向

从2010年7月至8月，央行先与中银香港签署修订后的《香港银行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后发布了《关于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试点有关事宜的通知》，这两个文件对于打开香港离岸人民币产品空间、促进人民币资金回流机制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启动人民币国际化初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认为，中国央行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径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是推进人民币在跨境贸易投资中的结算;二是促进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的发展。

为了帮助其他国家获得额外的人民币以满足市场需求，中国央行与越来越多的央行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

人民币入篮：晋身储备货币

在上述一系列政策推动之下，人民币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并在2015年达到高点，2010年至2015年的这个时间段被认为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第一小周期。

在第一个小周期收尾之年，人民币各项数据快速增长，人民币跨境贸易规模超过7万亿元，较2010年增长达13倍;人民币在跨境直接投资中的结算规模超过2万亿元，较2010年增长超过80倍;人民币在国际跨境结算的市场份额接近2.8%，国际排名也一举提升至前五，较之前提升了几十名。

表：主要国际货币使用情况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人民币国际化观察2020年第9期《疫情冲击下人民币雷际化的挑战与建议——人民币国际化回顾与展望》 制表：张玲

图4：2010年-2019年人民币跨境收付情况（亿元）

资料来源：《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0》

中国香港离岸人民币中心也得到快速发展，其人民币存款规模从2009年的600多亿元，到2014年超过万亿元;贷款规模从2011年的300亿元，增长至2016年的3000亿元;开展人民币业务的金融机构数量也从2009年的60家增加至2015年7月的147家。

此外，以人民币计价的离岸金融产品也逐渐丰富，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发展尤为迅速，海外新发人民币债券规模在2009年达160亿元，2014年这一数据最高点接近3800亿元。

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在这个时期之所以提速，一方面源于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对新货币体系重塑的期待。

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全球达成了一个共识：稳定、有效的國际货币体系是世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976年的“牙买加协定”和“IMF章程第二次修正案”宣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终结，开启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开端。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牙买加体系就暴露了一定的自身缺陷，其货币体系功能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全球政治经济的发展需求。

分析指出，这种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本位机制受美国经济和美元信用影响，基础不稳定、不牢固;多种汇率制度并存加剧了汇率体系运行的复杂性，汇率波动和汇率战不断爆发，助长了国际金融投机活动，金融危机风险大增;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在多样化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健全的一面。

新兴市场的崛起也在推动全球货币体系调整。世界银行等机构的研究报告显示，2007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首次超过美国，全球经济增长的50%来自中国、印度和俄罗斯，整个新兴市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60%。

在那一时点，中国部分周边地区居民已把人民币作为交易媒介和国际清算手段而大量使用，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杨小军认为，其基础在于中国经济强劲稳定的增长，以及由经济实力带来的人民币的稳定和坚挺。

让全球开始对当时货币体系痛定思痛的导火索依然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2009年3月，时任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指出，SDR的存在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提供了一线希望。

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于1969年创设了特别提款权（下称SDR），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遗憾的是由于分配机制和使用范围上的限制，SDR的作用至今没能充分发挥。“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周小川说。

六年后（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SDR货币篮子相应扩大至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五种货币，人民币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为10.92%，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的权重分别为41.73%、30.93%、8.33%和8.09%，新的SDR篮子于次年10月1日生效。这是人民币国际化启动以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进展。

这意味着，IMF成员国若决定与另一成员国交换SDR单位的话，人民币也是可接受的货币，人民币便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民币加入SDR对人民币国际化至关重要，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的肯定。

图4：与中国人民银行签订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

注：截至2019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共与39个雷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或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覆盖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以及主要离岸人民币市场所在地，总金额超过3.7万亿元人民币。资料来源：《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0》、《财经》记者唐郡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制图张玲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2013年-2016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2%，显著高于世界同期2.5%的平均水平。

另据世界银行测算，2013年-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平均为31.6%，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2016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4.7%，拉动世界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汇率定价核心机制改革

回到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轨道，经过多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GDP增速也在一段时间开始回落，在2015年收于6.9%，创下了25年来新低并正式进入6时代。

如果将启动于2009年的人民币国际化之路划分为两个阶段，那么这两个阶段的分水岭也是2015年，伴随中国经济增速回落，2015年之后，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开始放缓。

放缓的速度可以透过一些指标呈现。

首先，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骤降，从2015年三季度2.09万亿元下降至2016年二季度的1.32万亿元，人民币结算规模与跨境贸易总额之比直接降至22.0%，下降达10个百分点。

其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人民币结算规模也大幅下滑，其2015年9月至2016年6月，从208亿元下降至116亿元;外商来华直接投资的人民币结算规模则由351亿元下降至143亿元。

再次，人民币结算的全球占比也在2015年8月的2.8%下降至2016年6月的1.7%;同一时期，人民币在全球结算货币的排名也从第四位降至第六位。

尽管一国货币的国际化并没有太明确的规则，但是IMF审议哪些货币可以进入SDR的时候，比较关注两件事：一个是汇率机制，汇率机制不能太离谱，其中的一个看法就是要求加入SDR货币国执行的是浮动汇率。

其次，货币是可自由使用的。可自由使用的货币是不是就是可自由兑换？周小川认为，这两个概念也不完全相同，但是比较接近。所谓可自由使用，也并不是100%可自由使用，也没人要求你100%可自由使用。在自由使用过程中，总是还有一些地方会有各种各样的管理、监测，也有干预。

2015年8月1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出人意料地逆流而上，在贬值预期中推进定价机制改革。当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一则130字的简短声明，人民币对美元随即创下汇改20年来最大单日跌幅：1.8%。在随后三个交易日，人民币汇率累计下跌3000个基点，引发世界性关注。

这则声明写道：“为增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和基准性，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完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自2015年8月11日起，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收盘汇率，综合考虑外汇供求情况以及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中间价报价。”

与2005年人民币汇改启动后一贯推行的放宽汇率浮动区间的改革举措不同，中国人民银行十年后新一轮汇率改革，直接将目标锁定在中间价定价机制上。

从扩大波幅到中间价改革，国家外管局国际收支司原司长、现中国金融40人论坛首席研究员管涛认为这一改革路径的切换，“动到了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的核心内容”。其核心目的是使得人民币汇率锚的界定更加透明，真正反映市场供求。

对于当时人民币汇改，市场人士多用“出人意料”来形容。但事后，业界又普遍认为，此次人民币汇改看似意料之外，又有合理之处。其真正重要的价值在于定价机制，人民币迈出了汇率市场化定价的重要一步，这既符合中国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长期诉求，也迎合了人民币加入SDR进而实现国际化的现实需要，同时亦为设计更丰富多样的人民币远期市场产品打开了想象空间。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對《财经》记者表示，与其说这是人民币的“一次性”贬值，不如说这是汇率机制的一个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民币汇率将更多由市场决定。这应当是中国推进汇率改革的核心目标所在。

“8·11”汇改带来的一个后果则是，进一步加深了人民币对美元贬值预期，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放缓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从2015年下半年显著放缓的其他原因，张明认为，内外利差的缩小与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降低了跨境套利的吸引力;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滑以及金融风险的显性化，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收益率显著下降、潜在风险显著上升，这降低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进而造成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放缓。

香港的中国银行总部中银大厦。图/法新

2016年9月30日，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部，IMF总裁拉加德（中）、IMF副总裁张涛（左三）、中国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金中夏（右三）、IMF秘书长林建海（右二）等合影。图/新华

备选国际货币体系新锚

从“十三五”（2016年-2020年）到“十四五”（2021年-2025年），中国经济开始转换车道，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并提出创新、绿色等发展理念。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GDP实际增速2.3%，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

与此同时，中美经济规模差距正在快速缩小。美国2020年GDP为20.9万亿美元，中国GDP相当于美国的约70.3%。2000年-2020年，中美经济规模差距从9.1万亿美元快速缩减至6.2万亿美元。

在上述全球经济大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在2018年逐渐复苏回暖。

数据显示，2018年，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其他經常项目、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分别发生3.66万亿元、1.45万亿元、8048.1亿元、1.86万亿元。2018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5.11万亿元，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发生2.66万亿元。

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稳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坚持市场驱动和企业自主选择，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明确了未来人民币国际化注重以市场为导向，以培育真实需求为基础的发展原则。

张明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在新周期的发展策略也逐渐清晰，可以概括为以“推动人民币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交易+加快开放在岸金融市场+鼓励‘一带一路沿线等区域的人民币使用”为核心的新“三位一体”策略。

各种迹象表明，人民币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周边国家的锚货币，最明显的表证为周边国家货币一定程度上与人民币同涨同落。

此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发布数据显示，2021年1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全球支付份额大幅提升，排名维持全球第五位。

从比例来看，人民币全球支付占比由2020年12月的1.88%升至2021年1月的2.42%;从金额来看，2021年1月，人民币支付金额较2020年12月增加了21.34%，同期全球所有货币支付金额总体减少了5.86%。

不过，人民币国际化依然存在反复。数据显示，2021年4月人民币国际支付份额达到1.95%，这一数字相比3月下降了0.54%。国际市场的排名也从第五降到了第六。

事实上，金融界诸多学者达成了一个共识：二战结束以后形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而美元现在出现严重困难，这个困难主要表现为新的特里芬难题出现，即随着美国占全球GDP比重的持续下降，以及其占全球债务的比重持续上升，与此同时，原本以美元为锚的国际货币体系开始漂移，人民币被看作寻锚时代的备选国际货币之一。

2020年11月15日，由东盟十国和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RCEP覆盖人口超过35亿，经济总量达到29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30%。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认为，这为人民币的使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市场基础。

周小川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可能从长远来讲有重要的意义。这就有点像我们看伊春，砍伐树木可能挣钱快，国家也有需要。但是真正的环境保护，青山绿水，那才是从长远来看的金山银山。所以长远看人民币国际化也是这样，最终来讲，不管金融界人士怎么看，学界怎么看，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领导人怎么看，会让这件事推动、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国际货币研究所副所长涂永红认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金融高水平开放，是突破人民币国际化在新阶段发展制约的关键。2020年1月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人民币国际化面临以下几大挑战：一是外部环境更加严峻，稳增长的压力更大。二是国际货币竞争更加激烈。三是人民币国际循环路径尚未健全。四是提升金融管理能力至关重要。

为此，涂永红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或是突破瓶颈关键。首先，将上海建成重要的全球金融中心，为突破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瓶颈提供强大动力。其次，加强顶层设计与制度创新，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最后，打造“上海价格”，提高人民币资产的定价能力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