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布新

一

陈奂生是新时期文学过渡阶段具有很大影响的农民形象。长期以来，当代文学批评和当代文学史大都将这一人物形象置于启蒙文学传统中，与鲁迅、赵树理等作家笔下的农民联系在一起，建构起百年新文学农民书写的文学史谱系。尤其是陈奂生“上城”的经历，以其所谓“奴才式的破坏”与“精神胜利法”，被批评家纳入鲁迅以降的国民性批判话语体系。早在陈奂生问世的同时期，就有批评家从陈奂生身上“看到了阿Q的影子”a“鲁迅风”b;将陈奂生比喻为高晓声这个“剧团团长”麾下的“功勋演员”，突出陈奂生与阿Q在面子问题等方面的沟通点c。在这样的阐释框架中，陈奂生被指认为具有逆来顺受奴性和善于自欺欺人劣根性的落后农民。即使是1990年代以来对高晓声与陈奂生的批评性研究，如陈奂生的虚荣心、小聪明和世俗化，导致高晓声处理国民性话语的庸俗化d;又如高晓声从“人民认同”到“国民性批判”的归来之路上，越来越无法确认启蒙者的位置与力量”e等等，也都沿用了国民性批判的理路。

如果注意到“五四”启蒙话语及其指向性与新时期文学叙事的错位关系，“陈奂生故事”国民性批判的研究视角就可能存在某种历史局限。近年来，陈奂生被重新置于改革时代的城乡关系中考察其情感与精神结构变迁，如有学者从经济理性、个体能动与他者视野三个层面考察陈奂生等“这批活力主体始终在困局中捕捉政策与形势，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