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劲松,阮丹阳

(中南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制造业依靠大规模投资、低成本要素投入和出口拉动的传统模式失去优势。面对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的形势，湖北省作为制造业大省，主动融入国家战略，正式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湖北行动纲要》。纲要提出，到2025年湖北将实现位列全国制造强省第一方阵的目标。制造业是湖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但面对制造业愈来愈激烈的竞争，湖北制造业过于依赖传统渠道、产能过剩、产业层次和智能化水平不高等问题极大地限制了新兴制造业的发展。

在信息化和工业化高度融合(以下简称“两化两融”)的基础上，“互联网+”提取互联网作为工业信息化发展的核心特性，发挥互联网优化社会资源配置，集成生产要素的作用，使生产要素和创新资源充分涌流，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经济形态。“互联网+”推动制造业在研发、生产、营销等方面发生巨大变革，给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带来契机，成为制造业创新驱动的一大助力[1]。因此，本文在分析“互联网+”背景下湖北制造业创新驱动的可能性、把握现阶段湖北制造业发展总体情况的基础上，理清“互联网+”与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针对湖北制造业创新驱动的具体特点，探究“互联网+”环境中湖北制造业的发展可行路径，为湖北制造业高效发展提供新思路。

一、“互联网+”与制造业创新驱动

创新驱动是以知识资本、技术资本、激励创新制度等创新要素改造物质资本，带动高技术产业创新向中低技术产业转移和扩散，提升中低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2]。创新驱动是在不依靠传统投入要素的基础上，转向以自主创新为内生动力的另一种经济增长方式，驱动生产要素，增加投资规模[3]。这种驱动方式通过知识和科技创新，替代传统生产要素，开发新型资源；通过人才素质管理形成高水平科技研究团队，培育创新的主体；通过体制改革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科技创新相辅相成，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4]。

随着制造业全球化发展，各国依据自身要素优势，处于全球价值链不同位置，承担相应的分工，构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5]。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本质上都是生产过程的资源配置方式，充分整合利用原材料供给、零部件生产、成品组装、物流配送、产品销售等环节，形成完整的生产分工体系[6]。我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面临制造行业“大而不强”的尴尬，传统制造业技术创新水平低,处于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底端。新一轮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高度融合平台的出现，推动制造业技术集成创新，向价值链前端的市场开发以及后端的研发活动延伸，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谋求产品价值链组织方式的创新，突破传统制造模式，使得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为先进制造业[7]。互联网技术与制造业结合可以产生新的科技成果、形成新的生产力，强化创新驱动发展模式，应对我国工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8]。“互联网+”的内涵表现在，由互联网的创新成果引发技术经济范式变革，以提升实体经济创新力与生产力为要求，以跨界深度融合为导向，以“万物互联”的思维模式打造制造业新范式和运营范式新形态[9]。 “互联网+”的出现，拓宽了创新驱动模式发展空间，通过影响创新产出驱动能力、创新环境支撑驱动能力、创新投入驱动能力和发展绩效驱动能力，从而提高制造业创新驱动的能力[10]。“互联网+”的发展拓展了分工的空间范围，正在以互联网思维重构制造业价值链，推动产业整合及区域协调发展，激发发展潜力与活力，发挥比较优势。互联网与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促使互联网的新技术、新方法论和新商业模式广泛应用于制造业各个领域，极大地促进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提质增效，构建完善的制造业产业链生态圈[11]。“互联网+”正在改变制造企业的创新方式，改变制造业的组织模式，促进制造业的智能化，驱动关键技术跨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我国产业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内生需求[12]。企业层面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创新、政府层面的制度创新、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的提升，提高对外开放，都能推动智能制造与“两化”融合，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13]。

已有学者就“互联网+”创新驱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但现有研究结合时代经济背景为省际层面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路径分析和政策建议较少，具体到湖北的研究更少。笔者基于湖北制造业实际，结合优势和局限两个方面，阐述“互联网+”创新驱动湖北制造业的拉式驱动机制和推式驱动机制所构成的内在联系；基于内在联系的逻辑分析，从价值链角度探寻“互联网+”背景下湖北省制造业创新驱动路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管理营销和产品服务(图1)。通过对湖北的分析，以期为“互联网”背景下其他省区制造业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路径提供参考与借鉴。

图1 湖北制造业创新驱动实施路径总体思路

二、湖北制造业发展现状

(一)湖北制造业发展有利条件

1.经济总量较大。近年来，湖北经济总量稳健增长。截至2019年末，湖北地区生产总值突破4万亿元，增长7.5%。产业规模也逐年扩大，结构比例趋于优化，已经形成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产业格局。其中，第三产业比重逐渐增加，增速快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同时，新旧动能转换加快，全面完成万企万亿技改工程，积极推进四大国家级产业基地建设，打造集成电路、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新的经济新增长点。

2.工业体系完备。湖北是国家区域布局的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制造业所占比重大，工业总量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方阵。截至2019年末，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15598家，轻工业增长6.8%,重工业增长8.2%,制造业增长7.9%。湖北获批首批制造业信息化工程示范省、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国家数字家庭应用示范基地，武汉市获批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下一代互联网示范城市和中部唯一工业互联网产业示范基地。湖北国家级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总量位列中部第二。示范基地产业80%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以装备制造业为主，涵盖电子信息产业、软件和服务业，涉及汽车及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船舶与海洋工程、有色、化工、新材料、资源循环利用、军民融合等产业和领域。

3.科教资源与人力资本素质良好。湖北科教实力位居全国前茅，科研机构门类涵盖广，具有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坚实基础。2019年，全省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46.0万人，在校生150.1万人，毕业生38.4万人；研究生招生5.5万人，在校16.0万人，毕业生3.9万人。2018年，共登记重大科技成果1597项,其中基础理论136项、应用技术1401项、软科学60项。截止2019年末，共建有225家省级工程研究中心、528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4.制造业核心技术优势。湖北是我国重要科学研究基地之一，科学研究资源丰富，其中国家重点实验室17个，仅低于北京、上海和江苏；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个，位列全国第六；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园区23个。全省拥有大批国家级科研机构，从技术引领方面促进各行业科技发展，形成了光电子产业等一批战略性新型产业。武汉光谷(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诞生了一批世界领先水平的光电信息高精尖器械。武汉拥有支持现代通信产业发展所必备的科技资源优势和技术力量，拥有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华中光电技术研究所、长飞等颇具影响的现代通信研究机构和企业，通信领域国家级研究中心和基地6个，代表了我国光通信研究的最高水平。作为装备制造业大省，拥有华中8型数控系统、新型光纤制备技术装备等一批智能核心产业。

(二)湖北“互联网+”制造业发展制约因素

湖北制造业虽取得显著进展，但在“互联网+”背景下，制造业发展仍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主要表现在：

1.制造业数据资源利用和智能化程度较低。湖北“互联网+”信息基础硬件设施建设与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在移动通讯与智能光传输技术等方面。湖北基站总数为16.8万个，全省光缆线路总长度164.1万公里；而广东移动通信基站数为58.1万个，光缆路线长度为262.8万公里。湖北大多数纺织业、化学品制造业、农副产品加工业仍采用传统的生产模式，采用简单的自动化控制，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普及程度低。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涉及多方主体，制造企业与通讯运营企业、互联网企业缺少具有规模和统一标准的数字平台，信息资源共享存在一定障碍，不能很好地支撑制造业智能升级。

2.基于互联网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金融服务等重要行业与部门。湖北的生产性服务业目前处于起步阶段，发展过于依赖传统行业，存在着就业人数占比较低、劳动率水平低于全国水平等问题。同时，产业集群高度专业化和低价格的战略逐渐失去竞争力，迫切需要制造业转型升级。

3.制造业产业层次与核心竞争力不强。湖北制造业门类齐全、规模较大，但大而不强，与发达地区相比仍有差距。主要表现为多数制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主要采用跟随和模仿战略，核心竞争力缺失，共性技术不足。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例，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只有广东的1/3。制造产业层次偏低，前端产业居多，结构不合理，高科技制造产业数量及规模有待提高。

4.科教优势发挥不充分。湖北作为科教大省，拥有高校129所，与广东的151所差不多，然而2018年登记重大科技成果，湖北1365项，广东2461项，湖北R&D经费投入强度仅为1.81%，小于安徽的2.16%和广东的2.78%。这都与湖北科教大省的地位不相符。另外，湖北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盈利的比例偏低，自主知识产权成果实现产业化困难。

5.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意愿不强。湖北制造企业整体存在研发投入不够，企业家创新意识和创新意愿不强，以及研发经费投入区域不平衡等问题。2019年，湖北研发投入总量低于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天津等发达地区，位列全国第七，研发投入总量与科教大省地位不匹配。表1为临近湖北五省的规模以上企业科技活动情况。与其他五省相比，湖北在研发投入、研发人员活动和专利成果产出方面都有一定差距，大部分指标仅高于安徽省，落后于其他四省。

表1 2018年六省规模以上企业科技活动情况

三、“互联网+”与制造业创新驱动的内在联系

“推式”和“拉式”是供应链管理中两种不同的驱动机制。“推式”是预测市场需求从而制定生产计划，由供给决定；“拉式”则是生产由供应链终端的需求驱动。“拉式”和“推式”思想已经被用于公共服务领域，这里选择“拉式”驱动和“推式”驱动阐述“互联网+”与湖北制造业创新驱动的内在联系。在“互联网+”创新驱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运作体制中，以传统制造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拉式驱动的主要力量，而制造业外部环境的变化作为推式驱动的重要因素，构建湖北“互联网+”制造业创新驱动的理论框架(图2)。

图2 湖北“互联网+”与制造业创新驱动理论框架

湖北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因素在于塑造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种内生需求是“互联网+”背景下“拉式驱动”的主要力量。为有效应对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从智能技术创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升级三个方面，提升竞争水平，提高核心竞争力，促进制造业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出口复杂度的提升需要核心竞争力驱动产业升级[14]，表2数据显示，湖北近8年来出口复杂度逐渐升高，有利于工业产品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表2 湖北2010年-2017年出口复杂度

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依赖于三个方面：一是智能技术创新。制造业创新驱动战略强调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提高生产效率，创新产品产出，以移动通信、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催生了新的互联网思维。信息经济爆发时代，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改变了原来工业思维专注事物本身的思考范式，注重“互联网+”思维中联系和融合。“互联网+”作为拉动力，拉动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的结合。以2019年湖北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为例，其中制造业增速为9.2%，高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7.8%。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造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现阶段，国内制造业产能相对过剩，供需不匹配，产品处于价值链中下游等问题急需解决。“互联网+”背景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系起来，激发从研发、生产、销售到协同合作等各产业链环节的内在活力，使供需协同机制保持畅通，实施有效供给，加重高端制造业产品的比例，形成产业链的联动与产业生态的发展。三是需求结构升级。在“互联网+”的背景下，市场需求在企业与用户之间起着重要纽带作用。以用户为中心，实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实现企业战略与需求的供应匹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使企业创造的价值存在于产品流通和其在网络与用户互动能力、产品反馈质量和数据强度中。随着消费动力的增强，需求作为激发制造业创新驱动的最根本动力，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不断增强。“互联网+”以大规模定制等生产模式回应市场对制造业产品质量和种类不断提升的需求。

在这一运作过程中，传统制造业面临复杂的外部环境，由多方因素交织构成，成为推式驱动的重要力量。一是多方竞争力量。制造产品之间的相似性不断提高，不可替代性不断降低，激化了制造业竞争矛盾，这一问题需要通过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变来解决。各方竞争力量争抢制造产品市场，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通过智能制造重塑制造业高端优势，发展中国家只能依靠低成本产品瓜分中低端市场。这些因素推动着湖北制造业借力“互联网+”创新驱动进行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增强抵御不稳定风险的能力。二是产业政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政府抓住“互联网+”发展趋势，不断推进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发展。从智能制造到工业互联网平台，再到“两化”融合，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促进制造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而湖北作为我国制造业的重要基地，必须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为制造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三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以效率提高、环境和谐、发展可持续，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特征，也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互联网+”驱动制造业往降本增效方向发展，提高制造业生产和发展效率，增加制造业行业和制造企业效益收益，降低制造企业能耗污染，改变以高资源消耗为特征的原有制造生产方式。

四、基于“互联网+”的湖北制造业创新驱动路径

将互联网等信息技术融入制造业实现创新驱动主要是从制造业价值链各环节入手，实现“互联网+”以及“智能+”融入制造业。图3为基于“互联网+”的湖北制造业创新驱动路径演化三维模型:X轴表示路径，Y轴表示两个阶段即“互联网+”和“智能+”，Z轴表示制造业各生产活动环节。

图3 基于“互联网+”的湖北制造业创新驱动路径

(一)提升制造业研发设计创新

研发设计以用户需求为基础。在“互联网+”技术背景下，制造业公司打造出用户聚合、多元社交等平台，着力跨越企业之间、企业与用户的距离，使得产业结构扁平化。用户转移到产业链前端参与产品的开发设计，通过互联网、计算机和开放硬件平台的结合，用户对于智能产品的设计思维和工艺理念能够及时传导至企业。新型产业链集合众人智慧，满足用户需求、自我制造、个性生产等需求，带领制造业向着分散式和扁平化方向发展，由此生产新产品，形成新业态。制造业企业需要形成专业化的知识体系，通过跨界整合将消费者的需求纳入到战略制定和战略执行当中，融合用户需求和反馈，形成全新的用户资源观。“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使得产品生命周期中产品需求分析、设计、制造、使用、售后等环节的重要数据更容易被收集，通过进行模型参数调整、模拟仿真等处理，设计出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这个过程与传统流程相比，既缩短研发时间，又节约研发成本。

(二)助推制造业生产制造升级

一方面，互联网技术集成制造系统，推动生产流程工艺再造，将采购、加工制造、销售和仓储链接成统筹规划的统一整体，改善并优化整个过程；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促进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信息互通，提升数据提取和处理效率，提高企业信息化管理水平。智能制造以工业互联网为核心，主攻信息技术与工业制造深度融合,是满足制造业升级转型需要的关键点。现阶段的智能制造以智能产品为主体，以智能生产为主线，依赖高度发展的信息通信技术及自动化技术，全面渗透制造业，实现设计过程、生产过程和制造装备智能化，形成新的制造方式，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通过智能制造、智能优化资源配置、智能化生产过程，实现个性化需求的智能产品生产，这个过程伴随着价值创造能力的提高。因此，《中国制造2025湖北行动纲要》提出，大力推进实施“互联网+制造”，着力发展智能制造装备和产品,推进制造过程智能化,培育发展系统集成及应用,加快信息基础设施演进升级。

(三)改进制造业管理营销新模式

制造业企业正在经历一系列的变革，从以企业制定生产计划、实行大众营销，到结合大数据分析的用户需求，进行个性化生产。用户追求个性定制而不是单一化产品，用户衡量产品价值的标准也发生改变，制造业需要做出响应捕获并实现这种价值。基于互联网技术产生的全新价值链打破了传统边界，信息沟通变得更为便捷，企业需要与消费者建立好良好的关系。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决定了生产商、销售商与用户之间处于同一价值链，生产者从价值链的一端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到用户的需求后，以用户的需求为导向，实行规模生产。企业采取柔性生产方式，灵活调整战略目标，充分运用大数据、社交营销体系与消费者进行精准互动，推出个性定制、小规模批量生产，减少企业库存压力，延长产品生命周期，以便于更好地满足用户需求，实现企业的价值增收。工业互联网可以对接制造企业与外部创新资源、生产能力和用户需求，推动研发、设计、制造、采购和服务功能的并行组织和协同优化，在有竞争力的生产成本下缩短对顾客个性化需求的响应时间，从而提升客户黏度和产品价值。工业互联网连接工业全要素、全产业链和全价值链，汇聚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与用户上下联通，共享数据，匹配生产节奏，打通生产和消费环节[16]。通过产品的联网和生产、营销等环节的数据采集分析，实现服务延伸，借助大数据技术，既服务于企业生产经营战略，又为用户提供产品信息，还可以为公共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数据。湖北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应用使平台“植根于大型企业，分布于垂直行业”，使平台建设与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相结合。

(四)优化制造业产品服务

互联网助推制造业后端提升营销效率及服务水平。企业通过互联网打造大数据服务平台网络，通过平台可以获得更全面充分的数据，了解并分析客户群体，提高营销效率及服务水平。智能制造可以依托互联网将各方智慧充分运用到生产服务当中。制造业逐步从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从提供、制造产品向全价值链服务转变。当前，我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主要体现在远程在线服务、产品全生命周期管控与服务、网络精准营销和个性化定制四个方面。服务型制造业在构建可行服务矩阵时，根据用户需求和体验的反馈，梳理市场需求和竞争对手相关情报，综合企业内部人力、资金等资源的利用情况，确定企业服务化可行域。“互联网+”提供开放式的创新平台和智能化的制造平台，提供给制造企业、大学和研究院服务平台接口，确保高效率和高质量的信息供给。

五、湖北制造业创新驱动政策建议

根据湖北制造业的特点，加强对相关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组织领导是激发“互联网+制造”活力的重要举措。在政策部署方面，主要围绕着构建信息平台、完善产业链、引领产业升级、加快创新成果转化、培养专业人才等领域展开。

(一)加快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

围绕制造业重点行业应用，提升信息系统产业链配套能力。一方面，加快省内骨干网、城域网、接入网扩容改造，推进武汉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设，推进全省城乡信息基础设施全面升级。另一方面，加快企业光纤网的建设，提升产业集聚区宽带接入能力。按照“一手抓中小企业信息化水平提升”的要求，支持企业建设和完善信息化服务平台；按照“一手抓大企业信息化集成协同”的要求，发展湖北区域性和特色制造业公共服务平台。大力构建湖北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积极构建专业化的信息化服务平台，加快“万企上云”工程暨湖北工业云平台建设，以湖北工业云平台支撑“万企上云”工程，通过财税支持、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中小企业业务系统向云端迁移，实现“建平台”和“用平台”互促互进，最终打造湖北云服务生态，实现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充分利用制造业数据资源，提升制造业智能化程度。

(二)完善制造业产业链

加大力度建设扶持与制造业密切相关的生产网络和配套支撑网络，集聚价值链上下游配套企业，发挥行业协会和政府双重引导作用，以高端制造业为引领发挥产业优势，形成协同创新发展的格局，增强产业集群的协作能力。加快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生产性服务业，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围绕制造业薄弱环节和高端领域，培育生产性服务业中高关联度的龙头项目，提高“互联网+”背景下生产性服务发展水平，完善制造业配套链，实现先进制造业产业链协同。

(三)优化制造业产业布局

降低湖北制造产业中传统产业和重工业比重，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一方面利用市场规律和政府监管机制调控行业发展，淘汰部分落后或亏损产业，向高技术产业方向转移；另一方面，提高现代服务业比重，增强竞争力，引导制造企业延伸服务环节链条。对企业发展在线监控、全周期管理、总集成总承包、融资租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务给予政策优惠。引导制造企业发展生产性服务外包，使产业发展从劳动密集的制造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环节和信息与管理密集环节延伸，不断发挥规模效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制造产业层次，提高核心竞争力。

(四)发挥科教优势，培养复合型人才

在“互联网+制造”的时代背景下，人才培养是各国的重要关注点。推进“互联网+”背景下“湖北制造2025”迫切需要一批高端信息技术和工程技术人才。因而，增强人才意识，加快专业人才的培养十分关键。举办两化融合高级研修班，开展两化融合高级管理人才培训，面向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新兴领域，依托重点企业、行业协会、产业园区，建设一批人才培训基地，开展关键技术人才培训。支持高校和职校针对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不同特点，加强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学科建设，开展校企协同育人，加强创新型、应用型、实战型人才培养。打造两化融合高端人才库，畅通专业人才流动、晋升通道。推广企业CIO制度，鼓励中小企业设立专职IT部门，提升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能力。

(五)促进创新成果转化

制造业的创新发展涉及多主体、多领域技术和知识，应立足湖北科教大省的地位，发挥创新资源丰富的优势。一方面，加强对科技研发资金的管理。加大科技研发资金投入，改革资金使用与监督机制，加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企业R&D活动投入。另一方面，完善政、产、学、研联合创新机制，以制度设计改革激励创新，使社会创新资源充分涌流。促进科技成果、专利发明转化，在突破智能制造等核心关键技术的基础上，培养湖北先进制造业知名品牌，促进技术创新与品牌培育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