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德强 王 萍 吕 晓 翟腾腾

( 1)曲阜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276826,山东日照； 2)日照市国土空间规划与生态建设重点实验室,276826,山东日照；3)东北大学文法学院,110004,沈阳 )

自第一次科技革命以来，生产力的迅速提升与不合理的城市规划等因素加剧了人地关系的失衡.以1995年“国际地圈—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环境变化人文计划”(IHDP)联合发表的《土地利用与土地覆被变化科学研究计划》为基础，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LUCC)这一课题迅速引起了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1,2].我国的LUCC研究主要在“热点地区”和“脆弱区”这两类地区展开[3-6]，并结合全球变化、可持续发展、土地整理等其他热点研究主题[7-10]，以LUCC为核心的综合研究框架正逐渐形成[11].龙华楼[12]认为在一定时期内某区域的土地同时具有显性形态(数量、空间结构属性)与隐性形态(产权、固有投入等属性)两种形态.耕地作为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源头，在土地利用转型研究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地位[13].研究耕地利用转型首先要明确耕地的显性形态特征.牛善栋等人[14]对乡村振兴视角下耕地利用转型的内涵给出了较为全面的界定，认为耕地利用显性形态与耕地利用空间形态两种观点趋同.基于此，耕地利用显性形态可以表述为在某一特定时段及区域内，耕地在数量、空间和时间尺度上的特征、发展趋势和变化规律的集合.

过去300年时间内，我国耕地数量呈“抛物线”式变化[15].17世纪前叶增长趋势明显，至20世纪前叶逐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