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精华

我们知道,人之自然生命极为脆弱,人认识和解决危及人生命的自然灾害之智慧、能力、技术等,虽不断长进,但终究有限,以至于形成恐惧瘟疫的思维定势,“使瘟疫(plaga)这个词长期被当作隐喻使用,指称最严重的群体性灾难、邪恶和祸害,也指众多令人恐惧的疾病”,“最令人恐惧的疾病,有些时候特别容易提升到‘瘟疫’层次,即不单危及性命,还使身体发生异变,如麻风病、梅毒、霍乱或癌症等”。①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120页。这种情形在文学中有生动的呈现,如英国启蒙主义作家笛福(Daniel Defoe)那部假托1665年伦敦鼠疫之亲历者自述的历史小说《大疫年纪事》,意大利著名作家和剧作家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叙述1630年瘟疫肆虐米兰公国的畅销小说《约婚夫妇》(1827年初版,到1875年仅米兰就再版达118次),真切地传达疫区不是得到救助、患者不是得到同情,而是被憎恶、被视为报应的令人惊悚的情形,从而强化瘟疫及其感染者在人类社会的负面隐喻意义。奇异的是,意大利人文主义作家薄伽丘(Giovanni Boccàccio)之《十日谈》(Decameron),却超然面对瘟疫肆虐以及疫区和被感染者遭诅咒的隐喻,大胆书写瘟疫及其隐喻压力之下有尊严地活着,才是人之生命价值所在,而享受自然生命乃人生的真谛。这样的作品,一旦被中国发现,就汉译不断。在儒学作为审美主要标准的国度,“发乎情止乎礼”成为日常生活准则的社会,它未被视为下流之作,乃因受益于五四运动倡导人性解放的社会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