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晶

(巢湖学院 经济与法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00)

一、引言

2020年11月7日，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中美已于2020年1月15日签署了第一阶段协议，中美贸易战得以缓和，英国“脱欧”前景渐明并进入过渡期，国际经济增长逐渐探底[1]。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对中国以及世界各国经济产生很大冲击，给国际投资和贸易环境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影响。纵观改革开放至今，贸易摩擦逐渐常态化、反复化，摩擦类型逐渐多样化，从针对产品质量、数量和价格等而设置关税、数量限制和采取贸易救济等，转变成更加隐蔽形式的贸易摩擦，多数并不直接针对贸易产品，如近年来美国不断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挑起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如单边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301”“232”调查，以及多边排除中国的“TPP”“TTIP”等贸易协定，滥用“非市场经济”地位针对中国等，这些均成为制约中外贸易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2-4]。在新发展格局下，也为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带来一定的挑战。因此，如何应对今后的国际贸易摩擦成为实现高质量外循环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国际贸易摩擦的本质原因已成为理论和实践研究的重点。

二、文献述评

现有关贸易摩擦原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模仿与技术赶超、全球价值链与价值攀升、产业竞争力与产业升级、制度关系与制度经济四个方面：(1)中国技术不断赶超带来中美差距越来越小，导致美国领先地位相对下降，从而以贸易摩擦形成壁垒来保持其领先地位，如关志雄(2019)[5]从案例分析角度研究发现贸易摩擦的聚焦点正从贸易失衡转向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