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建锋 王 赟

开始于20 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菏泽是山东省率先实行这一改革的地区。

20 世纪70年代，在“政社合一”“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下，菏泽地区东明县是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县”。1977年，东明县沙窝公社李沙窝村的干部、社员开始尝试包干到户，还自创“借地救荒”的办法，把集体的部分耕地借给社员耕种，打下的粮食留足国家和集体的，剩余的全部归自己所有，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78年2月9日，时任菏泽地委书记周振兴在对东明县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经过热烈讨论，会议集中大家的意见，形成了一个迈开农村改革步子的《会议纪要》。会议提出了3 条原则：一是中央在“文化大革命”前明文规定而又未宣布改变的政策，凡适合当前情况的要继续贯彻执行；二是“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而实践中证明批判错了的政策，要理直气壮地纠正过来；三是群众迫切要求落实又不违背中央一贯指导思想的一些具体政策，允许群众实行。

《会议纪要》从当地实际和群众愿望出发，提出了要在全地区落实八条农村工作政策（以下简称“八条”），其中包括要建立临时或固定的作业组、退回社员自留地、实行定额管理等，并允许重新开放农贸市场，允许农民到集市上交换和出售农副产品；允许农副产品长途运销；允许农村能工巧匠走乡串户搞经营；允许农村开办小磨坊、小油坊、小粉坊、豆腐坊；允许农户搞各类饲养，头（只）数不限；允许杀猪“两把刀”，放宽发放营业执照等。后面几条“允许”，因为与当时的政策明显抵触，所以没有写在《会议纪要》里，但在贯彻会议精神时一并传达了。

会后不久，菏泽地区就把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收归集体的16 万辆地排车全部退还给农户；把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收归集体的80 多万亩自留地全部退给社员耕种；把100 多万亩撂荒地交给社员开垦，收成除少部分交队以外，绝大部分归自己所有；允许社员饲养与使用耕牛等。全区原来禁止农民经营的家庭副业迅速恢复起来，原来关闭的农贸市场重新得到开放。

“八条”政策出台后，全地区震动。东明、巨野县落实得很快，以“治碱”“垦荒”等名义，把“组”越分越小，越来越接近“包产到户”。但是，有些地方的领导干部，看到文件中有些政策规定和当时流行的一些“左”的提法不一样，担心犯方向路线错误，对“八条”不传达、不贯彻，存在等靠和观望思想。

为把“八条”认真贯彻下去，菏泽地委在1978年春节后和9月连续两次召开地、县、社三级干部会议，并将会议精神在地区传达，在全区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东明等县以“五定一奖”“小段承包”“联产计酬”、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借地度荒”“整治盐碱地”等名义，划小经济核算单位，原来的生产大队、生产队成为空壳和形式。这样，农业生产责任制首先在菏泽地区重新萌发并逐步兴起。首开山东农村包产到户先河的是东明县沙窝公社李沙窝村。

1978年3月中旬，菏泽地委召开区、县、公社三级干部会议，正式推出了包产到组、包干到组的生产责任制形式。通过组织试点、总结经验、推广做法，到春节前，菏泽地区1.9万个生产队中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实行了“五定一奖”责任制或大包干到组责任制。

农村大包干第一年，菏泽县杜庄公社夏粮征收由仓库里装不满，变成了盛不下，只好堆在公社大院。

1979年春节刚过，东明县沙窝公社李沙窝村及焦楼等公社的部分生产队，开始把集体耕地包给各户自己耕种，并采取多种分配方式；对花生等经济作物，则实行大包干，社员承包土地，按规定产量交集体，剩余的全部归自己。曹县砖庙公社杨庄大队“借地”给社员自种，集体不再分配口粮。这年春天，曹县西北有11 个公社多数生产队将口粮田包干到户。菏泽地委经过实地考察，肯定了曹县这一做法。同时，鄄城、巨野等县迅速推行了大包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