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梓阳

2021年初，国内平息了大半年的疫情又一次死灰复燃，呈现零星散发的趋势，学校也早早放了寒假。我的爸爸和他的几名教师同事主动申请去加格达奇区的出城口支援防疫登记工作。

爸爸出发的时候走得很急，降压药忘在了家里，我和妈妈就打车去出城口给爸爸送药。当出租车快到卡口时，透过车窗，我一眼就认出那个穿得像企鹅一样的胖乎乎、圆滚滚的“大白”就是爸爸。刚打开车门，我本能地又缩了回来，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着我的脸，厚重的羽绒服瞬间就被风吹透了。爸爸和同事们都是棉袄外面套羽绒服，羽绒服外面又裹着军大衣，最外面才是防护服，而这样的装备在泼水成冰的一月的大兴安岭也显得非常单薄。此时，爸爸的脸几乎全部被白霜覆盖了，两只脚来回交替跺着，似乎停下来就会被“封印”在全是冰雪的地面上。他隔著防护面罩，询问查看过往司机的信息，两手冻得红肿且僵硬，可他还一直坚持记录信息。

坐回车里，我望着爸爸笨拙而忙碌的背影，觉得爸爸那像“大白”一样的形象愈发高大了。

爸爸在卡口的支援工作，一干就是一个多月，从西出口到东出口，都留下过他忙碌的身影。防疫工作一个班是24小时，休息日他还要到单位总结报表。由于长期休息不好，爸爸本就偏高的血压不断飙升。妈妈让爸爸请假，爸爸说：“我们组里有比我年龄大的，还有比我身体不好的，他们都在坚守，我年纪轻轻的，怎么好意思掉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