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勉

周树人（鲁迅先生）生于1881年，比周作人大4岁，比周建人大7岁，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周家祖上是理学大师周敦颐，诗书传家。祖父是进士出身，做过金溪县知事;1893年，因为牵涉科举舞弊案，被判斩，却不立决，监候了8年，家里的良田万亩、当铺十余家，就这么掏空了。

作为周家长孙，周树人尝尽了世态炎凉，从12岁到20岁，他走过了从长房长孙到破落户子弟的心路历程。而老二周作人又是怎样的呢？

周作人生于1885年，婴儿时期的周家老二性情安静，很少哭闹。幼年周作人曾患天花，与不到一岁的妹妹瑞姑住在一个房间。有一天不知为什么，他突然狠狠地咬了瑞姑的大脚趾。不知是否因此，瑞姑后来也感染天花，而早早夭亡了。

周作人自小身子骨弱，又不爱出头，对长兄很是依赖，几乎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家人说他自私，邻居讲他有福，即使在家族接连发生变故的几次重大关头，他也只是闷头读书，仿佛家族的事与他无关似的。母亲说周作人：“从幼小时期，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养成了他的依赖性，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的心里，家里的事都要由老大负责，与他无关。”

周作人在日本留学6年多，很少参与光复会的事情，除了偶尔写写文章。他喜欢日本的生活方式，夫人羽太信子是日本人，本为鲁迅兄弟在日本“伍舍”的女佣。与周作人初次见面时她还是个19岁的少女，第二年两人便结婚了。婚后开支越发加大，大哥鲁迅只好提前回国谋事，寄钱维持他们在日本的生活。两年后，周家的田产售卖殆尽，鲁迅再次赴日本，硬生生把弟弟一家请回了国。

1918年3月，《新青年》改版，編辑部主要成员包括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及周氏兄弟等。当时，北大内部新旧两派的对垒最为激烈，周作人在一个月之内完成《人的文学》《论黑幕》《平民文学》三篇文章，大力提倡“活的文学”“人的文学”，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定调之作，风头甚劲。张中行先生评论说：“散文，最上乘的是周氏兄弟，一刚劲，一冲淡，平分了天下。”

从1919年开始，周氏三兄弟一起居住在八道湾，因周母年事已高，周家的财政大权便由羽太信子接管。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每月收入300多元;周作人在北大任教，月薪240元;周建人虽无固定工作，但靠翻译、写作，也时有稿费收入。全家收入颇丰，但信子花钱无度，时常入不敷出。

然而，1923年夏季两兄弟突然发生冲突，无法调和。8月2日，鲁迅与朱安搬走，自此兄弟阋墙。倒是鲁迅曾在1933年发出“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慨叹。与大哥决裂了，周作人夫妻便把日本岳父母接来了中国。“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局势极不安稳，一遇风吹草动，信子便命人将八道湾门口挂的“周宅”牌子取下，换成“羽太寓”，并挂上日本旗。周作人亦听之任之，并不加制止。鲁迅听说后，曾慨叹：“现在八道湾只有老二一个中国人了，而他又是如此昏。”

鲁老太太搬到阜成门西三条与鲁迅同住后，周作人给母亲的生活费常常逾期。鲁老太太极为不满，有时坐车到八道湾去要账，并曾负气地说：“并不是等钱用，而是气他们的这种行为。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曾有人评说，周作人的性格弱点在中国的非常历史时期被放大，对他的行为产生了关键影响。滕征辉对此评价道，周作人的个性中具有极大的依赖性，似乎与人的天性有关。而鲁迅则是传统意义上的孝子，兄弟俩生长于同一个家庭，也产生了不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