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6日晚，我（本文作者莫言）和女儿打车去“赶考”。很幸运，女儿的高考考场排在本校，我们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定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这样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

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上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我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我心中又大喜。

到了住处，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一直复习到深夜11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我索性装睡不搭她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她吃安定片。不给她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她吃又怕影响了脑子。终于听到她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是零点多了。

凌晨，女儿醒了。我看看表，才4点多钟。听到窗外喜鹊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

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平时胃口很好的女儿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从7点开始她就一趟趟地跑衛生间。

8点30分，考生入场。校园安静了下来，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另一位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它们赶走。”大家正议论着，两个汉子架着一个身体瘦弱的男生，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一个中年妇女紧跟在男孩的身后，手里拿着考试袋，还有毛巾药品之类的东西……我的觉悟不高，心中有对这个带病参加考试的男生的同情，但更多的是暗自庆幸——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