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6日晚，我（本文作者莫言）和女儿打车去“赶考”。很幸运，女儿的高考考场排在本校，我们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定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这样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

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上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我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我心中又大喜。

到了住处，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一直复习到深夜11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我索性装睡不搭她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她吃安定片。不给她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她吃又怕影响了脑子。终于听到她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已是零点多了。

凌晨，女儿醒了。我看看表，才4点多钟。听到窗外喜鹊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

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平时胃口很好的女儿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从7点开始她就一趟趟地跑衛生间。

8点30分，考生入场。校园安静了下来，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军裤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另一位家长说：“应该让学校把它们赶走。”大家正议论着，两个汉子架着一个身体瘦弱的男生，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一个中年妇女紧跟在男孩的身后，手里拿着考试袋，还有毛巾药品之类的东西……我的觉悟不高，心中有对这个带病参加考试的男生的同情，但更多的是暗自庆幸——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场里。

考试正式地开始了。我们这些住在培训中心的幸运家长，站在树阴里，看到那些聚集在大门外强烈阳光里的家长，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因为我们事先知道了培训中心对外营业的消息，因为我们花了钱，就可以站在树阴里看着那些站在烈日下的人。可见世界上的事情，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不过，对于广大的老百姓的孩子来说，高考是最好的方式。

考试结束后，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迎住她，听她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

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都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

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临睡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未溶解……”她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未”的“未”字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按照规定，卷子上做了记号的就当作弊卷处理，得零分。

我说，如果这也算记号，那学生的作文题目是不是也算记号？她听不进我的劝，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但她还是不放心。无奈，我又给老家在中学当校长的大哥打电话，让他劝说。我说：“退一万步说他们把我们的卷子当成了作弊卷，给了零分，我们一定要上诉。爸爸认识不少报社的人，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把官司打赢……”

凌晨一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我躺在床上暗暗祈祷，但愿她把化学的事忘记。明天上午考数学，下午物理，这都是她的弱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