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剑芳

腊月里的一个早上，下了一场薄雪。母亲一不留神，摔了一跤，左手腕骨折，住进了医院。由于什么活儿也做不成，还得花钱，母亲有些惆怅。出院的时候，在我有点任性的央求下，母亲才跟我回家。

早上，等我听见声响，母亲已经挎著胳膊在厨房里忙碌。看到母亲被绷带勒住的手指肿胀得发亮，我的心似油煎一般难受。

打我记事起，母亲的手背就比正常人厚两三倍，一年四季高高隆起，手指头也比别人粗上一两圈。一到冬天，母亲的双手又红又肿，四处皴裂，那些小口子就张着嘴，往外流着脓血，直到夏天结痂。她的手背上白一块、紫一块，那是为了撑起这个家，多添的一道道伤疤。

春天，麦苗返青，我和妹妹跟着母亲去浇水。我们站在田垄边，竖着耳朵听流水淙淙地灌溉庄稼，满一个畦的时候，我们喊声“到”，母亲麻利地脚下一蹬，双手一用力，三下两下，铁锹带起厚厚的土，落在垄沟上。“哗”，水流改变了方向，母亲还未痊愈的手背却崩出了几个口子，鲜红的血液汩汩地往外冒。

秋天，母亲带着我们姐弟三个去摘棉花。她厚厚的手掌一把攥住盛开的棉花，往上轻轻一扬，肉墩墩的棉花就全部听话地跑到她的手掌心，然后被塞进绑在腰上的包袱里。“一定要把棉花摘干净，否则残留下来的‘眼睫毛晚上就会飞到你的眼前，让你睡不着觉。”母亲一边示范，一边叮嘱我们。我和弟弟学着母亲的样子，一招一式地摘着棉花，只有妹妹猴急地跑到了最前面，落下许多“眼睫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