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7月2日下午4点多，未满50虚岁的父亲积劳成疾，离开我们走了。那一年我虚岁17，正在读高一。

处理好父亲的后事，坚强的母亲从一次次的昏厥中醒来，把我一个人叫到跟前。她的眼泪已经流干，眼睛好像都快睁不开了，一会擦一下，一会擦一下，说话声音很小，哑哑的，交代了两件事。一是一定要把高中读完，没有文化要受人欺负的;二是一定要争取入党，只有入党了，人才有前途！

我知道，这是父亲的遗言，这是他一生刻骨铭心耿耿于怀的两件事情。他没有文化，连一封信都要请人帮着看。有一次，他外出开会回来，生产队会计递给他一封信，很轻蔑地说：“你的信，我已经帮你看过了。”父亲把这封已经撕开口的信带回家，狠狠地摔在桌子上说：“我的信，他不问一声，想拆就拆，这也太欺负人了！”

还有，就是入党的事。自打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我父亲就是村里第一任农会主任，后来当选为县人民代表，是全县有名的劳动模范，他是党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后准备第一批培养发展的党员，申请也写了，表也填了，村里几乎人人都知道他要入党了，可这事拖了一年又一年，就是批不下来，还谁都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后来，公社主管党务的副书记到村里来蹲点，就住在我家，两个人一直喝酒到很晚，副书记才把事情给挑明了：原来我父亲的档案里有一张不知从哪里来的参加国民党的表格，也就是说，我父亲竟然是国民党员。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们贫下中农被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了几十年，怎么我父亲也变成国民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