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红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规模战略经历了从“控制大城市”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转变，城市体系日趋优化。同时，自1980年代“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优先发展战略被提出以来，在城市规模战略导向方面，效率视角的“大城市论”和公平视角的“小城镇论”之争便长期存在,其本质是城市发展的价值导向之争。考虑效率视角集聚经济的无争议性，基于“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理念，本文通过评价中国城市居民福祉状况并考察城市规模的福祉效应，从福祉视角探讨城市规模发展战略问题。

学术界关于城市福祉的研究主要可分为3类。第一类是通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生活质量进行评价。早在1931年，Angoff和Mencken就利用106个量表进行研究，发现密西西比州是美国“最糟糕的州”，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兴趣[1]。到1970年代中期，随着各国政府和学者对生活质量、综合福祉的关注超过单纯的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相关评价研究开始兴起，如Ben-Chieh Liu通过对一系列便利设施加权对美国大都市区的生活质量进行了评价[2]。与此同时，以人类发展指数（HDI）[3]为代表的客观福祉评价研究开始兴起；在城市研究领域，则出现了一些关于城市宜居性、幸福城市的评价研究。

第二类研究是基于空间均衡假设以隐性价值衡量城市生活质量。Rosen最早将这一方法应用于城市生活质量评价研究中[4]。之后，很多学者基于这一思路，采用不同的均衡模型和指标对城市生活质量的隐性价值进行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