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孙秀梅 民族出版社总编室编辑

书的美，不仅表现在书籍内容，还包括书籍直观美的外在体现，犹如人的美一样，“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一本好书的流布，离不开书籍内容的内在美和书籍装帧的外在美。

一、“一花双表”的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对书的理解

文字编辑与美术编辑历来就是图书成品的缔造者，没有他们的工作，这些“书”就是作者笔下的书稿。只有通过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的辛勤工作，作者笔下的书稿才能成其为书而流布于市，才能传达作者的思想观点，才能与读者交流。

一部精品图书的出版，倾注了文字编辑与美术编辑的心血。文字编辑与美术编辑对成书前的书稿必须达到高度一致的统一认识，无论是对书稿内容的理解，抑或是通过美术创作所表达的外在表象都必须有一个基本一致的认知。

问题往往出在文字编辑与美术编辑在对待同一事物的认知上，因此而产生难以协调的矛盾。矛盾的焦点在于对书籍内容的理解不同，对设计方案的想法和审美趣味的不同而相互抱怨。文字编辑认为是封面设计不理想，有悖书籍内容，影响了图书的销售；而美术编辑则认为文字编辑不懂美术，提出的设计要求很“外行”，根本无法实现。文字编辑与美术编辑也许都没有错，都想把图书做好，结果是事与愿违，问题在只知“各美其美”并未做到“美美与共”。《史记·伯夷列传》中有“同明相照，同类相求”的记载，是指同一类发光体相互映照，同一类人或事物相互接近与容纳之意。所以，现代的文字编辑必须懂得装帧艺术，也必须有一定的美学修养；而美术编辑也要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才能在图书设计上与文字编辑达成共识，把一部从里到外的精美图书推向社会。

中华文化五千年绵绵不绝，是由深厚的内涵和弥新的外延所决定，承载文化的形式除了无形的口耳相传外，更主要的是以金石、竹简、绵帛等各类有形的承载形式为主要传播形式。在发明纸之前的书写材料主要是兽骨、竹简等，受其材质所限，书写内容总是言简意赅，金石铭文所录内容一般都是王侯颁布的法令之类，其作者地位高于普通知识分子。随着纸的发明和使用，所书内容更宽泛，从手抄到印刷，传播方式的发展与承载内容的丰富，书籍的装帧必须与内容相适应。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与汉文化发展轨迹是基本相似的，经过了刻木记事、结绳记数等阶段。在书写材质方面也有金石、兽骨、贝叶、纸质等，而书籍的装帧更趋于质朴、大方便于携带和保藏。有的书籍因内容不同，装帧也由此而变化，佛经类、上师传记类书籍的装帧富丽精美，其他杂类书籍的装帧则是质朴、耐用，体现出少数民族书籍装帧的内在美与外在美的和谐统一。

二、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内美外朴

我国少数民族古籍的种类繁多，分布广阔，有着特殊的价值和作用。少数民族古籍是指写、刻、印有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物。据统计，少数民族古籍文字种类约30种。西北地区有佉卢字母、焉耆—龟兹文（吐火罗甲、乙种文字）、粟特文、于阗文、西夏文、察合台文；东北、北方地区有突厥文、八思巴字、蒙古文、托忒蒙古文、满文；南方地区有彝文、藏文、东巴文、哥巴文、傣文（4种）、白文、方块壮字、尔苏文、水书等。其中有些文种既有图画、象形文字，也有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既有本民族自己创制的，也有借鉴其他民族文字改制而成的文字。

《格萨尔王克敌制胜记（1-4）》（藏文书名/佚名撰）（19世纪藏族抄本。）此书有4函、共计1157页、半页6行。梵夹装。保存完好。这部史诗从它的原始雏形发展到今天，是具有百余部之多、上千万字容量的鸿篇巨制，是几个世纪以来藏族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世界罕见的活的史诗之一（西藏图书馆藏）。

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文字的形体来源，从目前实物研究看，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独创的民族文字，如彝文、东巴文、尔苏文、水书等。另一种则是受其他民族文字影响下创制的文字，如受汉字影响创制的表意文字，白文和方块壮字就是用汉字的某些形体或在增减汉字笔画的基础上形成的。公元10世纪创制的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11世纪创制的西夏文和12世纪创制的女真文字，虽然在字形上和汉字有了较明显的区别，但它仍有仿照汉字的笔画和字形形成文字的痕迹。当然，借鉴、仿照其他民族文字而形成的新文字不乏其例。从文字的创制中看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的原生性、包容性。在相互借鉴中，植入本民族的元素，最终将文字定格，完成了文字赋予的使命。同时也看出，在我国少数民族古文字的创制过程中，与我国相近的亚洲民族甚至相距较远的民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关系，如察合台文、藏文、傣文的创制就与阿拉伯、印度等国家有过关联，说明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是勇于学习、开拓进取的民族，这些文字的创制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东巴文 《祭署木牌画谱》 祭祀仪式木牌画

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种类繁多，补充和丰富了我国古籍文献的宝库，极大地完善了文化共同体的整体架构。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主要类型有：①图书类：指用少数民族文字书写、雕印的论著、字典、辞书、谱牒、译释作品、宗教典籍；②文书类：写、刻有少数民族古文字的契约档案、木牍、木简、手卷等；③金石类：用少数民族古文字刻写的碑、哀册、墓志、石幢、石经、摩崖、印、钱、牌、镜、瓦片、卜骨等；④题记：刻、写有少数民族古文字的题记、壁画、刻字、树皮、墨书石壁、题字绢帛等。这些类型各异的少数民族文献，以其独特的内容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充实和丰富了我国典籍文化的内涵。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是我国各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发展历史的记录，内容广泛、种类繁多，包括历史、政治、宗教、民俗、哲学、法律、军事、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天文、地理、医学、美术以及生产技术等多种学科。其数量之大，在世界上亦属罕见，藏件达数万件。卷帙浩繁的少数民族古籍的内在美不但是指美学意义上的美，更是历史赋予它的传承使命，“它用自己的传承书写了自己的价值”[1]。少数民族典籍的外在装帧与书籍内容浑然一体，书籍内容与装帧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把内美与外朴融合一体，显示出高贵中的朴实，俊美中的无华，体现出书籍装帧中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避免了“买椟还珠”式的弊病。应该说，少数民族典籍内美外朴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三、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编辑与装帧艺术

《诗镜注释》（藏文书名）。邦译师·罗追丹巴撰。18世纪藏族写本。1函、半叶5行。梵夹装。保存完好。《诗镜》是形成于公元7世纪的一部印度诗词学理论书籍。该书是藏族著名译师邦译师·罗追丹巴（1276-1342）对《诗镜》的注释，进一步拓宽了西藏诗词学理论（西藏图书馆藏）。

书写在白布上的《坡芽歌书》

手抄本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丁县《坡芽歌书》

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相对汉文古籍而言，更呈现出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特点，这取决于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书写取材、编辑欣赏有关。从目前存世的民族文献中，书写材质有石板、木板、贝叶、布、绢、羊皮。当然，更多的是纸，纸又分许多种，如自制的土纸、各种绵纸、宣纸、磁青纸等，不一而足。这就很难将图书的装帧做到整齐划一。无论用什么材质书写，书都是为了承载具体内容而生存，一般说来，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作者就是书的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集多种功能于一身，既考虑书写内容的多寡、书写材料是否经济实惠，又要照应书的美观大方经久耐用和传世久远。在印刷技术应用到本民族图书业之前的千百年间，手写手抄是主要的传播形式。将雕刻技艺发展到印刷技术后，才有了书籍装帧相对整齐划一的形式。

少数民族古籍文献雕版印刷的书籍主要有西夏文、藏文、满文，其他少数民族古籍文献雕版印刷的书籍存世较少，如彝文、古壮文等。在书籍的装帧艺术方面，藏文和蒙古文古籍的装帧方法和外在的艺术表现形式相似。在内容编辑方面，蒙古、藏两个民族都受藏传佛教影响，雕版印刷的书籍内容，一般都是佛经、高僧大德的心得参悟、历史名人记载、医药学、天文历算等。使用木刻版印刷术印制的蒙古文、藏文书籍，无论是佛学经籍，还是天文历算、医学、工艺、建造类书籍，一律都是长条形的，与其他民族文字的书籍相比，显得别具一格。书籍的装帧形式取决于书籍的制作材料、人们对书籍的使用方便情况，并受印度贝叶经的装饰形式影响。蒙藏文书籍的版料一般取自桦树。桦树以直径10厘米左右为宜，截取之后用作版料，印刷出来的书籍自然是长方形的了。蒙古文、藏文书籍大多是佛教经典，其读者多是寺庙僧侣和善男信女。佛教徒诵经时要求正襟危坐，专心致志，以示虔诚，因此经书的装帧首先要简便易翻，可见佛教典籍的装帧尤为重要了。从印度传入西藏的梵文佛经的装帧形式深受诵经者的欢迎，早期的印度佛经在贝多罗树叶上刻写，由于贝叶耐磨，千百年后字迹仍然很清楚。它有一定的长短规格，并在贝叶片旁穿孔贯线，串成订本，携带翻阅都很方便。梵文佛经的装帧易翻便诵，这种装帧很快被推广开去。蒙古文、藏文书籍的装帧形式深受印度贝叶经的影响，这独特的版本形式无疑与贝叶经的装饰有一定的关系。书籍起初是中间打孔穿索，后来演变成中间无孔，只是把印有文字的活叶依次重叠起来，不进行装订，在上、下夹上两张木板作为前、后封面，木板做工甚为讲究，夹板均为红漆描金，有的珍贵典籍的夹板上还镌刻有佛像、火焰宝珠及八宝等彩色图案。有些夹板或封二上，用宝石色汁画有永不褪色的莲花，隔几十年或上千年后，翻开一览，赏心悦目，有种如蕾待放之感。莲花图不仅是书的装饰，更是视为吉祥、神圣、智慧之物。此外，有些珍贵的佛教经典还用黄色丝织包裹多层，上、下再夹上名贵的檀香木板，当作自己至高无上的供奉。若携带经典外出，讲究也极多，一定把经典托在胸前，以示敬意。若出远门，也可以打成包袱背在背上。倘若取提、抱之势，乃佛家之大忌，也非护书之道。

蒙古文、藏文书籍的印刷，一般采用黑墨印刷。只有极贵重的佛教经典才使用朱砂印刷。一些经典的卷首用花纹、佛像装饰，并在里叶配以插图。极少的典籍使用金银、玛瑙等珍奇宝石磨成色汁书写成书，流传后世。

蒙古文 《莲花生大师传》

满文也叫清文，自1599年（明万历二十七年），满文被额尔德尼仿照蒙古文所创制，随后就被书写、刊刻成书。1632年，达海在老满文的基础上，添加圈点、改某些字头形体，使满文书写、多音、音译汉语得到妥善解决，因此这也是断满文古籍历史早晚的一个重要依据。满文的典籍多采用包背装形式进行装帧，极少采用蝴蝶装、卷轴装形式。彭学云先生在《中国藏学》著文中说“满文典籍大小厚薄整齐划一，外套青灰，一派皇家的尊严。”[2]

满文 《御制盛京赋》

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为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我国几千年的历史表明，许多少数民族曾建立过自己的地方政权，有的甚至统一过整个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他们用自己的文字记载政治、历史、文学、宗教、法律、艺术等。而这些历史发展过程，有许多内容汉文不录不载，有许多问题是汉文史料无法解决的，只有依靠民族古籍文献的记载来对这段历史进行补正和完善，这些文献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内蕴。

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真实地记载了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曾有的辉煌，是中华民族共有的财富，充分印证了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的关系。“一体”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民族都起源于中华大地，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了稳定的共同体。无论是汉文古籍文献还是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内容都充分说明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原生性、连续性、包容性、共同性、共生性等特点。各类古籍文献中有许多汉、民对照的典籍，包括词典、语言学、哲学、音韵学、医学等都是文化共同体的真实记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和汉文古籍文献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是我们五千年文化的缩影。

结语

书籍的美，除了有书籍内容外溢的展现外，还应该具备一种文化符号的标识表象。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内在富美与外在俊美体现了美学在文献传承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美美与共，和谐于书”的经典存世。探讨文字编辑与美术编辑的共同取向的问题，就是要再现那种既有内容的富美又有外在俊美的书籍，从古籍中得到启迪，把古人对书籍审美取向、内容了解判断、敬畏态度用于我们今天的图书出版中去，就会在共同取向方面趋于一致。首先，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对书籍内容所表达的观点有相同或相似的理解；其次，对书籍内容体现美学思想有一个基本一致的认同；最后，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及美学思想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做到这三个方面的知识储备和观点认同，在共同取向方面就不会有太大的分歧，文字和美术编辑在图书内容的认同和审美表现方面就能达到基本一致，似鲁迅先生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所描写的“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的别扭就不会在图书出版中出现。书籍，在于内容的厚实，更在于在此基础上的美学体现。

少数民族典籍内容各异，装帧各异，有一种“大道至简，天然自成”之感，它的美不在于内文的某一点，也不在于外观的某一处，而是在整体，它的美不在于形式，也不在于外表，而是在于和谐中的华美。

注释

[1]彭学云.久远的训蒙[M].北京:民族出版社,2021:12.

[2]彭学云.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J].中国藏学,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