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素荣

现在想想，我们那时弹大豆不亚于现在孩子们合伙打手机游戏，上瘾得很。

供我们游戏的大豆，其实有一个很形象生动的大名——蚕豆。只是因为它的体积远比黄豆、黑豆、绿豆大得多，长辈们就喊它大豆，我们也就跟着叫了起来。对于它的这一特点，我有时喜欢，有时讨厌。喜欢是因为它的个头跟我们的手指肚差不多，太适合用手指弹了，好像是专门长出来供我们把玩的;讨厌是因为它泡发的时间太久，至少得三天——这无疑延迟了我们弹大豆的日期，让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它窝在水里却不得享受游戏的快乐。说了这么多，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们那时弹大豆远不及现在孩子玩手机游戏方便。年龄小一点的，跟爸妈一哭闹，玩游戏的愿望瞬间实现;年龄稍长的，手机不离手，只要有网络或流量充足，只要不怕误事或挨骂，简直分分钟搞定，不必经受那种眼看到手的游戏却又不能开玩的折磨。可我们那时弹大豆必须得等大人炒好了大豆才有实现的可能。

快过春节了，母亲从某一个米缸或面坛子取出一个小袋子，从里面一碗一碗将大豆挖出来，倒在一个盆子里，先淘洗一番，再将它们浸入提前备好的温水里，泡发两三天才可以炒熟。从大豆浸入水里的那刻起，我那弹大豆的小心思就生根发芽蠢蠢欲动了。可越是离愿望迫近，越觉得等待太漫长，简直太考验人的耐心了！有好几次，我禁不住问母亲，为啥不直接炒而非要泡水？母亲起初还耐心地为我解释，说泡水后炒出的豆子比不泡的有多好吃，后来听出了我言外的意思，狠狠地给了我一句，不炒也可以去弹大豆呀！可当我偷偷抓了一大把试过之后，发现不经火炒的豆子瘪塌塌的，弹起来极不听话，远没有炒后的过瘾。

或许是大人们炒大豆有什么讲究，也或许是母亲有意为大年夜营造一种氛围。总之是，我家炒大豆的时间大多在除夕夜，而且还正好就是现在人们举家看春晚的那个时间段。也是呢，我们一家人围着暖融融的锅灶，一边很认真地欣赏锅里噼噼啪啪手舞足蹈的或大豆或瓜子或花生，一边嗅着真真切切年的气息，确实蛮有仪式感。

吃过晚饭收拾妥当，母亲负责支那口平时用来炒菜的大锅，锅底放些早已洗净的沙粒，等把沙粒炒热后就开始炒大豆了，当然也会有少量的瓜子和花生。每年的那个时候，我和弟弟显得格外听话，不再像平时那样提前睡觉或在炕上打闹，乖乖挤在靠近锅灶的炕角，认真瞅着父亲一下一下翻动锅铲，期盼他早些让我们品尝瓜子或大豆熟了没。往往是，父亲的瓜子和大豆还没全出锅，我俩的肚子倒先成了口小锅。

父亲把瓜子和大豆炒好后，摊开晾在一个大簸箕里。稍微冷却一会儿，母亲负责用干净的布子来回擦拭，直擦得用手摸上去沾不上一星点黑了，才分给我和弟弟一人一小碗，归我们近期自己分派，或者吃，或者用来弹大豆。

于是，每年正月初一到初八这段时间，街头的锣鼓还没有敲起来，塞北的寒风又不容许我们长时间待在屋外，除了偶尔玩玩扑克，我们大量的时间都花在了弹大豆的游戏上了。

记忆中，在好朋友改弟家弹的时候最多。

每次弹的时候，我们先在她家西屋的炕席上找一块儿比较平整的地方，决定要玩的小伙伴各自从兜里掏出颗粒相等的大豆和在一起，當作大家要弹的豆子。选豆子时，好像有一个不言自明的约定，我们会尽量选颗粒饱满的，如果谁不小心掺杂了几颗小的，那非得让笑话半天。备好了豆子后，开始用“石头、剪子、布”决定由谁第一个弹，其余的则按顺时针方向往下排序。为了能多赢，我们都争抢着想第一个弹，因为第一个弹的人豆子的总数最多，选择的余地大，弹中的机会多。弹的时候，先把豆子用两只手小心翼翼地捧起，再像泼水一样半撒半抛地分散在炕席上，然后从散开的豆子里选择距离较近适合一发命中的两颗，用食指或小指在它们中间画一下，以标明要弹的是哪两颗豆子。为了让豆子散开的距离恰到好处，散豆子就得格外用心，不可太用力，那样容易让豆子的距离太大，不好命中;也不可用力太小，否则豆子太密集不方便用手指画痕。我的理想距离是二厘米左右，且中间没有其它豆子阻挡。为了多赢几次，我们几个往往春节前的大半年就留好了小指的指甲，这样用小指画线时即使豆子挨得再近也方便过去。有时周边的豆子实在太密集，别人看不明白，就得先口头向大家说明要弹的是哪两颗。这时，左手或右手的大拇指死死顶着食指的第一个关节处，放到要弹出去的豆子旁，猛地向外弹出，弹中了，不只赢取两颗相击的豆子，还能继续选择豆子再弹，直到某一次弹不中，才乖乖地把弹豆子的权利交给相邻的下一个伙伴。

这样一轮下来，如果大家弹中的豆子少，可供我们玩的公用豆子数目还较可观，就继续下一轮;如果轮到某一位伙伴时，可供弹的豆子已经都被赢到我们各自的兜里，就可以选择继续玩或停止。大多时候，我们会玩上三几个回合，直到改弟妈三番五次地喊她吃饭才作罢。现在想想，其实每次最终回家时，我们还会将所有玩的豆子和起来，再平分给各个玩伴，也就是说，我们一上午玩的只是一个输赢的过程，最终自己拿出的豆子会一颗不少地再回到我们手里。只在弹豆子精彩的瞬间听到同伴的喝采声，或者手艺太臭时的“气气”声，可就是那样，也让我们迷恋到总是忘记吃饭。好在改弟家姐妹多，有一条可以专供我们弹大豆的热乎乎的大炕;也好在她们一家人特热情，从没有流露出一丝嫌弃，让我们每年春节能够尽兴地弹大豆。

有一天，改弟最小的妹妹一定也被我们的玩法吸引了，第一次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可能是因为年龄小经验不足，她一上午只弹中两次，不是画线时小指动了别的豆子，就是弹到别处去了，起先大家还顾及她是小孩子，后来就不由发出了“气气”声，小妹自然听得懂大家的意思，第三次弹完后扭转身跳下地，“呜呜呜”捂着脸到另一间屋子找她妈去了。这可把我们吓坏了，以为小妹会叫上她妈来找我们，或是再也不让我们在她家玩了。我们先是责怪刚才“气气”声发出最响的那个，接着又互相指责。可是只一会儿功夫，小妹兜里装了更多的豆子，竟又跳上炕，还说要跟我们继续玩。

再后来，我知道了大豆还有一个更文艺的称谓——莲花豆。但吃上莲花豆已是土地承包后我们举家搬回家乡以后的事了。各家各户有了足够吃的胡麻油、菜籽油之后，就想将大豆吃得更有味更香甜，于是也学着城里人的做法加工起了莲花豆。莲花豆吃起来倒是酥脆，但它给我的印象是只能下酒或当作吃凉粉的佐料，而且因为浸了油，弹大豆绝对派不上用场。更主要的是，由于远离了那帮小伙伴，改弟家那条暖融融的大炕以及让我痴迷的弹大豆游戏，也就成了童年书册里珍贵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