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以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纳博科夫和妻子大部分时间都在柏林过着流亡生活。纳博科夫每天7点起来去做家教，所教科目包括英文、法文、网球和拳击。一天之中，为了赶去好几户人家，他在公交车间跳上跳下，在柏林城里穿梭。入夜，妻子薇拉将小儿子哄睡，他就会把一个旅行箱横放在浴盆上，通宵写作。比利时一家读书会请他去讲演，他说自己“连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

给纳博科夫写传记的布莱恩·博伊德说他“有让自己快乐的天赋”，这时候就显露出来了。他把好不容易空出的时间用来带孩子，形容这件事“苦役和极乐交织”。他会给客人演示自己绞干尿布的技艺，说你要“如网球场上反手抽击一般优雅地扭動手腕”——这只是一个单薄的例子。

纳博科夫的短篇集中有个故事叫《一封从未抵达俄罗斯的信》，原稿的标题就叫“快乐”。小说的叙述者给自己8年前的恋人写信，除了难以自控地追念几笔往昔，大部分笔墨是在赞颂柏林的流亡生活。赞颂手法就是捕捉日常细节：雨夜里的汽车，纳博科夫说它是在“两根湿润的光柱上滚过”;一条年迈的大丹犬意兴阑珊地领着一个姑娘出来散步，街上空了，经过一盏深红色的宝石般的街灯，雨伞上独独一块紧绷的黑色潮湿地红了。还有，他说自己在夜里看到空电车哐当哐当驶过，总有种“哀伤的幸福”;他还喜欢看里面寂寥的售票员朝电车行驶的相反方向移动……

这种为琐细之事而惊叹的能力——不管危险如何紧迫，这些充满灵性的突然的离题之语，是人类意识的最高形式，正是在这种如孩童般的揣测中，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是好的。

话已至此，是不是我要呈现的纳博科夫就是一架只知高兴的照相机？但文章显然只过了一半，在纳博科夫的作品中几乎隐形的那“后一半”，意味着他本该是最没有理由高兴的人。

纳博科夫成年之前，生活在俄国最有钱的人家之一。十月革命，父亲把几个孩子送往克里米亚。1919年，红军势如破竹，白军败退，塞瓦斯托波尔港是唯一的出口。纳博科夫一家转移到一条肮脏不堪的希腊轮船上，轮流在木凳上睡觉。夜里11点，轮船开动，纳博科夫看了此生最后一眼俄罗斯。他们先到马赛，然后在伦敦停歇，最后在柏林定居。十几年后，希特勒上台，妻子薇拉是犹太人，他们就逃往巴黎。1940年5月，德军逼近巴黎，美国的一个营救组织顾念老纳博科夫的旧恩，给他们弄到3张去美国的船票。在此之前，纳博科夫个人的悲剧在舞台中心上演。1922年，纳博科夫父亲的同事在柏林演讲，有疯狂的保皇党举枪刺杀演讲者，老纳博科夫无比英勇地把那个人摁倒在地，却在第二个杀手的枪下毙命。1937年，他的母亲孤独而穷困地在布拉格离世。3年后，纳博科夫的弟弟死在集中营里，帮纳博科夫收管文档和蝴蝶标本的朋友也死在那儿。

纳博科夫写作生涯的后半程，某种敏锐被生存的不可承受之重压得变了形：《防守》写一个下象棋的少年天才，受不了童年父母的温情和后来妻子的蜜意而自杀;《符号与象征》写一对老夫妇去精神病院探访儿子，回到家后母亲想到，活着，就是接受喜悦一个接一个离去;《普宁》写一个笨拙的俄罗斯教授在美国大学里格格不入的故事。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纳博科夫的“不好读”，都是他在提示你，宇宙隐含的美并不是唾手可得的。纳博科夫对读者的期待和要求都很高。《说吧，记忆》最初有几章在《纽约客》发表，编辑执着地改他的文字，纳博科夫坚持不改，他说，它们只是初看笨拙或晦涩，让读者多读两遍不行吗？害不了他们。

（林 一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别人的句子里》一书，李晓林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