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炜

1983年，北京人艺上演过一部话剧——《推销员之死》，剧作家阿瑟·米勒来做导演，英若诚先生翻译了剧本并担任主演。我是在20世纪80年代第一次看到这部剧，很可能是通过录像看的，当时没留下啥深刻的印象。四十岁以后，我在视频网站上找到当年演出的视频，反复看了好几遍，越看越觉得悲凉。

早年间看这部剧，觉得主角威利一家人的生活还可以啊。两层楼的独立住宅，有个小院子，有冰箱、洗衣机、吸尘器，有汽车，威利出门挣钱，太太在家做家务，有两个儿子。这简直就是无数人的梦：房子、车，安稳的家庭。然而，它摇摇欲坠。威利是个推销员，要经常出差去推销货物，他的收入基本上就靠佣金，卖出去多少东西，拿相应的提成。生意好的时候，他一周能挣七十多元，可家里的冰箱是分期付款买的，坏掉一个零件要修;吸尘器是分期付款买的，每月要付钱;屋顶漏雨，修一次要二十多元;汽车修一下要三元。太太说，半个月有一百二十元就够了，他一定能做到。好，一个星期挣七十元，两个星期最多挣一百四十元，但两个星期的花销是一百二十元，这就是威利一家的收支状况。

这是我们每个家庭面临的问题：养房、养车、日常开销、教育支出，还有保险费。所谓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维持一个家庭，是需要很大成本的。还有养老支出，威利六十出头，没有积蓄，手停嘴停，要向邻居借钱过日子。

威利需要什么呢？他想得到尊重，想维持自己的体面。他说自己人缘好，认识一些重要人物，到哪里人家都尊敬他。实际上，一个推销员很难受到尊重。他想在家里得到尊重，起码被孩子当成一个可靠的父亲，被老婆当成一个可靠的爱人。他的老婆的确处处维护他，不愿意使他的自尊受到一点点伤害。他想被需要，他会吹嘘自己当年为公司打开市场，但他老了，被解雇了，资本家像吃橘子一样，剥开橘子就把橘子皮扔了。他还免不了跟邻居攀比：凭什么他就过得很舒服啊？凭什么他的儿子就上了大学学了法律，自己的儿子就一事无成呢？同一阶层的人，会在收入、住房方面做比较，也会暗暗比较谁家的孩子更有出息。这就是所谓的同侪压力。让你痛苦的不是巴菲特比你多上千亿，而是你的邻居、你的朋友比你多挣一万元。威利还有爱的需求，搞了一次小小的婚外恋。

威利相信什么呢？相信只要努力，就能出人头地：只要我努力，客户就会照顾我的生意，我就能维持家庭。他努力了一辈子，到六十岁，发现自己干不动了，但他相信，儿子聪明能干，只要儿子不犯懒，一定能出人头地。但是，他的小儿子只是一个小职员，看不出有什么前途。他的大儿子三十多岁在外打工，挣的是一小时一元的最低工资，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本来大儿子在学校里打橄榄球，是很厉害的角色，有大好前途，怎么就不能发财致富呢？

大儿子比夫在剧中有一句台词：“我周围的人如此平庸，害得我不得不一次次降低自己的理想。”年轻人比较容易理解他的痛苦，他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只会空想，弄一个洛曼兄弟农场，或者弄一个洛曼兄弟体育用品公司，他用这种空想来安慰自己，可当他真的把这个想法拿出去卖的时候，发现资本家根本就不搭理他。儿子本来把父亲看成英雄，看成了不起的推销员，能带着他们周游美国，父亲本来寄希望于儿子，要他们出人头地，到最后，彼此的寄托都落空了。他们争吵，看彼此不顺眼，大儿子对父亲说：“你看看我，我就是一个窝囊废，还有小偷小摸的坏毛病，干一个小时拿一元，你别指望我能发财了，我不是那块料。你也一样，是个失败者。”

剧作家阿瑟·米勒如何总结威利的悲剧呢？他说：“我们把生存手段的竞争看作神圣的，老威利确实相信自己没有成为上等人的资格。那些人坐在办公室和高级公寓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从那些高耸入云的地方发出雷鸣般响亮的命令，叫他去获取成功。这个命令在他居住的城市里，在那些报纸成堆的地方回响着，但他听到的不是人的声音，而是一股狂风的声音，对此没有人能够以同样的办法做出答复，所以只好直瞪瞪地盯着镜子映出的失败者的面容。”

这段话像台词一样漂亮，应该再念一遍。

是啊，我们要努力工作，要成功，因为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有人告诉我们，要从上午九点工作到晚上九点，一周六天，有这样的好工作是你的福气。我们要应对竞争就是要拼命，你改变不了这种状况。如果你不愿意，你就是个游手好闲的窝囊废。老威利愿意拼命工作，但他到老才发现自己还是一个失败者。他想给儿子留下点儿什么，如果儿子兜里装上两万美元，他就有本钱了。威利搞出一场车祸，自己死掉，家里就能拿到两万元的保险金。这是威利最后能出卖的东西。他规划过自己的死，伪装成车祸，或者用煤气灶，他老婆察觉出来，但没法跟他讨论这个事，老婆没办法问他，你为什么想死呢？这是生命浓重的倦意。威利开车去七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卖货，他的那些老主顾已经退休或者死了，没人把他当回事。他什么都卖不出去，再开七百公里回来，路上会走神，他觉得累了。老婆该怎么鼓励他呢？给他准备奶酪，假装一切正常，假装父子之间没什么矛盾，大家能心平气和地说话，不敢触动最核心的问题。

今天我们看这部剧，对分期付款、保险、房贷、车贷都很了解，我们会同情威利这个失败者。舞台就是一个家，外面是广阔的世界，你要去推销货物，推销自己的想法，去放牛喂马、坐办公室，去打工。这是正常的，这是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相信自己不会失败，相信孩子能获得好的教育机会，相信孩子能有出息，我们一定要在生存竞争中避免成为失败者。我小时候看过一个笑话：两个人在森林中遇到熊，其中一人连忙换上跑鞋，另一人说，难道你还能跑过熊？那人回答，我只要跑过你就行了。笑话并不可笑，我却记了很多年。后来看到诸多豺狼虎豹，大家看法和态度不一，但隐隐都有一句：我能跑过你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面对的现实。

《推销员之死》最早于1949年上演，阿瑟·米勒第一次看排练时说：“我感觉到，我们一定是一个极其孤独的民族，被巨大的自我满足的矫饰分割开来，被碾压得如此精细，以至我们不再触动别人了，我们正企图独自拯救自己，这是不道德的，这是我们的腐蚀剂。”

阿瑟·米勒写过不少穷人的戏，如意大利来美国的移民，纽约一个车行里的伙计，等等。《推销员之死》还算是中产阶级的戏，毕竟威利有一处房子。美国还有大量的贫困人口住在汽车旅馆里，住在拖车里。前几年，有一位美国的作家去餐厅打工，去沃尔玛超市打工，去一家保洁公司做保洁员，她要试试低薪生活是什么样的。她说，她之所以敢这么做，就是因为有三大靠山，有房子、有存款、有保险。她跟钻进一个兔子洞似的，看看穷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然后安全返回。这样生活了一年，她寫了一本书——《我在底层的生活》，写低薪者是多么艰难。她有一个发现是，贫穷看不见了，人们对贫穷和穷人的议题采取了一种“共谋的沉默”的态度。她打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看电视，忽然想到，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世界，是每个人每小时都能赚十五美元以上的世界，电视里都是时装设计师、老师、律师的故事，穷人已经从日常娱乐中消失。是不是这样？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是这样的。

可能我们喜欢娱乐，不太喜欢负面情绪。我们不喜欢看到穷人和失败者，我们非常怕贫穷，非常怕失败。我们企图独自拯救自己，但资源有限，人人自私，我们都要努力，有一点儿负面情绪都害怕，因为负面情绪不利于竞争。

（秋水长天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文学体验三十讲》一书，俞晓夫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