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军

新加坡外长维文日前承认，东盟就缅甸局势的五点共识落实缓慢，“有点令人失望”。这引起人们再度关注“东盟方式”曾经被诟病的效率低下、作为有限等问题。但事实是，在“过程导向”的东亚地区进程中，“东盟方式”在维持合作进程、缓解大国竞争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东盟制度性权力的重要来源。

一般认为，东亚地区进程始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了共同应对那场危机，东盟与中日韩建立10+3合作，自此启动以东盟为制度中心的地区进程。随着地区进程的推进，各种地区新机制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旧机制也展现出更大活力。从10+6到东亚峰会，从东盟地区论坛到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尽管有些机制间竞争性色彩浓厚，但一个共同特点是都以东盟为制度中心展开。东盟也在地区进程中逐步确立了自身的“中心地位”，形成以不干涉内政、渐进性、灵活性、协商一致以及注重舒适度等规范为代表的“东盟方式”，其在制度安排、议程设置、规范外化等方面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任何一个域外国家如若加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进程，都需遵守东盟规范并尊重“东盟方式”。

如今，中美战略博弈正成为百年大变局的主线索，且将对东亚地区进程产生重要和深远影响。东盟尤其担心其制度性权力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受到削弱。因此，无论是2019年出台的《东盟印太展望》文件，还是2020年提出将东亚峰会机制提升为东亚合作的首要机制，都表现出东盟维护自身制度性权力的急迫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