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金庸小说《鹿鼎记》，开篇借吕留良之口，讲述自秦至清帝退位2133年来，围绕“打天下，坐天下”的皇位争夺，过程的血腥与目的的残酷，皆源于“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的那只“鹿”。

对“鹿”的态度，史上最坦诚者，首推蒯通。当时，刘邦作为得“鹿”者，把刀架到他脖子上，逼他交代为韩信反叛出谋划策的罪行。《史记》载，蒯通对刘邦指认其会同韩信反叛供认不悔。刘邦听罢，便要一烹了之！

此处，蒯通与刘邦的对话，把天下英雄对“鹿”的态度，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史记》载，蒯通面对刘邦，说“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况且，我事韩信，就如“跖之狗吠尧，尧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所作所为，亦情非得已，“当是时，臣唯独知韩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顾力不能耳。又可尽亨之邪”？

蒯通的话，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秦朝走失的那只鹿，不属一家一姓，为天下人共有。凡自认为英雄者，都可以参与逐鹿。而且，群雄逐鹿中，都想捷足先登。不能因为你捷足先登了，就把参与逐鹿者，一个不落地都给烹了。

刘邦听罢，乃释通之罪。因为，想拥有那只鹿，是每一个人都会有的梦想。自己当泗水亭长时，偶遇秦始皇出巡，那轰轰烈烈的场景，使他心灵上受到强烈震撼。以至于近观秦始皇，大发“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之叹！

那时，凭刘邦乡村干部身份，觊觎秦始皇那只鹿，绝对无半点可能。但是，羡慕嫉妒恨的小情绪，倒是会情不自禁的油然而生。甚至，空发一番对“鹿”的感慨，也不失有志青年应该有的态度。

刘邦听完蒯通的高论，是否会心一笑，已不得而知。《史记》载，与刘邦一样，项羽对秦始皇那只鹿，不但觊觎，更想窃为己有。一次，“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

项羽咄咄逼人的态度，透着一股霸气。其时与刘邦、项羽光有态度不同，陈胜、吴广对于执鹿的秦朝所施行的酷政不满，便以血腥手段，先期采取行动，欲将秦朝那只“鹿”窃为己有。陈胜有言：“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世五花八门的夺“鹿”，无不着陈吴先鞭。

夺鹿，需要态度，也需理由。陈胜、吴广的理由，是“伐无道，诛暴秦”，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一号召，让“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亦让之后广大的贫困农民热血澎湃了2000年。而且，承诺逐“鹿”成功，“苟富贵，无相忘”的空头支票，吸引后来的韭菜大军前仆后继。

曹丕夺“鹿”，一反陈胜、吴广的粗暴，独创将汉鹿“禅让”给夺鹿者曹魏模式;司马氏沿袭这一模式，遂将曹魏之鹿禅让给西晋夺鹿者。到南北朝，夺“鹿”形式逐渐多样，崇尚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空頭支票也省了。

杨广夺“鹿”，屠兄杀弟，欺父淫母，无所不用其极;然而，唐太宗李世民夺鹿，屠兄杀弟之外，还捎带着杀掉哥哥、弟弟各五个儿子，顺便把弟媳也拽入后宫。隋唐之后，夺鹿者便只问刀剑，再不需制造理由。

以刀剑夺鹿之时，必有刀剑拥有者出。对此，后赵开国皇帝石勒，感慨夺鹿之艰，联系自身实际，说“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朕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

直至1912年，孙中山结束凭刀剑夺鹿为凭选票夺鹿。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夺鹿，选票尽管仍有欠缺，与秦朝以来王朝易代的血腥，已不可同日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