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峰林

2020年11月22日，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教师实施教育惩戒规则（征求意见稿）》，围绕着“教育惩戒权”这个话题，“要不要对学生惩戒？学校的教育惩戒权与《教师法》中的规定‘教师不能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是否抵触？‘体罚‘变相体罚‘教育惩戒权如何界定？学校拥有惩戒权后，会不会以放松思想教育的方法来管理学生而偏向于采取惩戒，学校对学生的惩戒谁来监督？”一时成为舆论议论和关注的焦点。

教育界人士表示，实施惩戒权，还需教师、学校和家长之间达成新的教育共識。那么教师的教育惩戒权究竟该怎么用？惩戒与体罚的边界又在哪里？

有人说，惩戒教育是对学生的侵扰，真正的教育应该是循循善诱的，应该是注重引导的，而不应该是动不动就“惩戒”。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需要减少教育惩戒。但是，纵观古今中外，如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都有惩戒教育制度。我国也早在孔子时代就有打戒尺的惩戒制度。这足以说明惩戒教育作为教育的辅助手段，一直都在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完全没有了惩戒教育，教育目的也很难达到。

部分人之所以不赞成“惩戒教育”，是因为存在一个误区，他们把“惩戒教育”误以为就是“体罚”。事实上，许多不适当的惩戒教育本质正是进行了体罚，而真正好的“惩戒教育”几乎与体罚无关，而是一门科学，需要讲究技巧，从科学意义上讲，没有一种教育惩戒是普适的，教师要因人、因时、因地、因情、因势对教育惩戒作出判断、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