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会忠，辛 佼，韩沅刚

（山东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山东 淄博255000）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煤炭是我国主要的基础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我国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但是煤炭资源的过度消费及粗放式利用带来的大气污染和温室效应给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对此，国家相继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等政策文件。其中，把煤炭消费总量控制作为大气环境治理的主要手段，提出到2020年单位工业增加值煤耗要比2015年降低18%以上、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在41亿吨以内的煤控目标，政策措施也逐步从煤炭等量替代进入煤炭减量替代的深度治理阶段［1］。在高强度的政策助推下，部分高耗煤企业出现简单关停而转型不足、能源代替直接粗暴等一刀切问题，煤控效果不佳，部分地区甚至出现煤炭消费总量反弹现象。因此，深入探究工业煤耗强度与环境规制措施的协同变化以及技术创新对降低工业煤耗强度的促进作用，对我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政策的设计与落实，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以煤炭资源为主的工业发展资源驱动要素探究为煤炭消费控制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等外部驱动因素与能耗强度的关系方面。①环境规制作用于能耗强度的相关研究。普遍认为，环境规制能够有效降低能耗强度，如Gong等［2］认为环境规制不仅可以降低煤耗，而且可以改善能源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