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明卫，寸议鹏，石庄彬，何保红

昆明理工大学交通工程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结构与土地利用、职住空间关系及通勤模式已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城市规模的扩大、职住分离及交通拥堵等因素导致城市居民的通勤时间不断延长．由于时间资源和出行时间预算有限[1]，通勤时间的增加必然影响到出行者的时间分配和其他活动参与[2]．通勤时间长也会对出行满意度、出行主观幸福感以及工作时间效率等[3-4]产生负向影响，导致出行者的出行成本增加．因此，在权衡各种因素和约束条件下，存在通勤时间容忍阈值[5]，其反映出行者对通勤时间的感知和态度容忍度．

针对通勤时间容忍的深入研究目前较少．MILAKIS 等[6]基于出行效用论证了出行时间容忍期和可接受出行时间，并采用20个出行者的半结构化访谈数据，对可接受出行时间的特征进行初步分析，但由于样本量少，研究未对可接受出行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建模分析．何明卫等[7]将通勤时间容忍阈值定义为通勤者能够容忍的最长单程通勤时间，采用中国昆明市居民出行调查数据，研究通勤时间容忍阈值的影响因素，以及长时通勤者的通勤时间容忍阈值分布特征[5,7]，结果表明，出行方式对通勤时间容忍阈值存在显著影响．然而，上述研究未进一步分析小汽车用户的通勤时间容忍阈值影响因素．

本研究基于昆明市出行调查数据，对小汽车用户的通勤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