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淯虹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诗经》古称《诗》，在春秋时期，《诗》在当时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引《诗》是春秋战国时期外交场合的普遍风气，如晋公子重耳与秦穆公会面时就吟诵了《河水》《六月》等《诗经》篇目。当时人们在言辞中好引《诗》，他们或用《诗》引出、佐证自己观点，或将《诗》融入自己的现实生活，一时之间，引《诗》入言成为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劳孝舆在《春秋诗话》中首次对引《诗》现象加以阐述：“自朝会聘享以至事物细微，皆引《诗》以证其得失焉。大而公卿大夫，以至舆台贱卒，所有论说，皆引《诗》以畅厥旨焉……若夫《诗》则横口之所出，触目之所见，沛然决江河而出之者，皆其肺腑中物，梦寐间所呻吟也。岂非《诗》之为教，所以浸淫人之心志而厌饫之者，至深远而无涯哉？”[1]

作为春秋时期重要的史学著作，《左传》《国语》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言行举止和社会生活状况。因此，引《诗》在《左传》《国语》中是很常见的，而其中《左传》引《诗》的数目最多，由于《左传》篇幅较长、内容较为翔实，因此在引《诗》数量、质量上比《国语》引《诗》要略胜一筹。因而，众多学者往往认为其研究价值更高，并在《左传》引《诗》的深度、广度方面做了大量学术研究。与之相对，对《国语》引《诗》方面的研究却少之又少。例如武良河[2]在《〈左传〉、〈国语〉列国用诗研究》中对列国用诗方式、用诗场合和时代特点进行分析。张中宇[3]在《〈国语〉、〈左传〉的引“诗”和〈诗〉的编订》中兼考孔子的“删诗说”，侧重研究《左传》《国语》引《诗》分布以及孔子删诗说法的考略。张社列[4]在《〈国语〉引〈诗经〉刍议》中将《国语》引《诗》分为提及篇名、引用诗句、对诗的解释三部分，并分别论述各自引用特点。曾小梦[5]在《〈国语〉引〈诗〉考论》中仅对引《诗》场合进行分类，并分析《国语》引《诗》的效果定位。可见，今人在对《国语》引《诗》的研究上，有时会将《国语》《左传》结合一起进行总体分析，而一些学者将《国语》引《诗》的情况做一简单的分类研究。实际上，《国语》引《诗》的艺术特色以及引《诗》目的、背景甚至版本勘比等方面也具有颇多研究价值。本文就是从《国语》引《诗》的特点、目的、背景以及版本勘比方面进行分析探究。

一、《国语》各国引《诗》的特点

《国语》在记言、记事过程中无可避免地引用在当时已经广为流传的文学典籍，而在这些文学典籍中必然包含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因此，《国语》引用《诗经》的语句已成为《国语》的显著特征。据笔者统计，《国语》引《诗》共有38处，其中引用诗句22处，提及诗经篇章16处，引《诗》主要分布在四部分：《周语》11处、《晋语》13处、《鲁语》11处、《楚语》3处。

《国语》中的“引《诗》人”分布在各个国家之中：周国有 7 人；楚国有 4 人；晋国有 3人；鲁国有 2 人；秦国、齐国、郑国、宋国、卫国各 1 人。由此可见，“引《诗》人”是以周人为主，楚、晋、鲁、秦、齐、郑、宋、卫等国为辅。其中，“引《诗》人”的身份多种多样，有君王、臣子、妻子、门客等。其中，引用最多的是臣子，如芮良夫、叔向、太子晋等，他们都是臣子作为“引《诗》人”的例子，他们引《诗》的目的多是向君王、长者、同僚劝谏，抑或发表自己的观点。臣子作为“引《诗》人”引诗现象频率最高、诗句最多、场合多样，是“引《诗》人”的主体。

《国语》引《诗》的比重主要集中在《周语》《晋语》《鲁语》《楚语》四部分，而“引《诗》人”也主要分布在周、楚、晋、鲁四国之中，这是由于《国语》自身在对各国历史的记载上记录的比重就不同。我们通读《国语》不难看出，《周语》记载了周穆王至周敬王期间周朝的历史，对周朝历史记载比较详尽，从记载篇幅上可以看出，《周语》分为上、中、下三部分，记录比较翔实。《晋语》记录了晋武公至晋哀公期间的历史，《晋语》篇幅最长，在记录上作者分为九部分，记录事件最多。《鲁语》分为上、下两部分，作者从长勺之战记起，记录了鲁国上层政治人物的言行。《齐语》记载了管仲在内政外交上辅佐齐桓公称霸的故事。《郑语》仅记录了郑桓公规划立国的事迹。《楚语》也分为上、下两部分，从楚庄王开始记起，截止于楚惠王时期的白公胜之乱。《吴语》《越语》都记载了历史上有名的吴越争霸——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春秋争霸的故事。观《周语》《晋语》的引《诗》状况，无论是从篇幅上讲，还是从“引《诗》人”的国别看，《周语》《晋语》都是最多的。其次是《鲁语》，再次为其余各国。从这种规律可以看出，在《国语》的记录中，“引《诗》人”出现较多的，引《诗》次数、频率比较高的国家，往往其史料记载比较翔实，内容比较丰富，篇幅相对较大。

二、《国语》引《诗》的背景

按音乐性质不同，我们把《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国语》在引《诗》中对这三个部分都有引述，据笔者统计，《国语》引雅诗 19 篇，共计 25 次；引颂诗 5 篇，共计 6 次；引风诗4 篇，共计 4 次。很显然，《国语》在引《诗》时，多引雅诗、颂诗。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一)由《雅》《颂》自身特点决定

《诗经》中的雅颂诗引用较多，很大原因是雅颂诗在自身特点上，有很多风诗所不具备的优势。

首先，《诗经》中的《雅》分为《大雅》《小雅》。“雅”，即正，是产生于周王畿地区的雅正之乐，多为西周贵族文人创作的作品。《毛诗序》是这样定义“雅”的：“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废兴也。”[6]22可见，《雅》与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诗歌充分反映西周的国家大事、政治事件，风格较为庄重，格调较为高雅严肃。《国语》的“引《诗》人”往往在谈论政治之时较高频率地引用这种贴合政治理想、贴切现实政治题材的雅诗。

例如《秦伯享重耳以国君之礼》：

明日宴，秦伯赋《采菽》，子余使公子降拜……成拜卒登，子余使公子赋《黍苗》……秦伯赋《鸠飞》，公子赋《河水》。秦伯赋《六月》，子余使公子降拜。[7]237-238

在这篇文章中，描写了秦穆公在用国君之礼宴请重耳时，你来我往地朗诵《采菽》《黍苗》《鸠飞》《河水》《六月》这五篇《小雅》中的诗篇，再现了当时社会外交宴饮时的真实场景。这五篇雅诗都是反映社会生活且风格庄重、格调高雅的诗歌，适合此时外交宴饮这一庄重场合吟诵。这篇文章仅仅是《国语》引雅诗的一个缩影，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一篇短短的文章中体会《国语》真实地再现在政治场合宴饮时引雅诗的状况。

再如《周语下》中《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

其次，《颂》亦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它是祭神祭祖时用的歌舞乐曲，音乐较为舒缓。《毛诗正义》中是这样说“颂”的:“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6]22《颂》本身多是赞美先王圣明贤德的诗篇，而后来在《国语》中也记载了春秋时期的文人政客将颂诗作为美政蓝图和理想追求，以此来劝谏君王,希望君主察纳雅言,追求政治理想。

例如在《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中是这样引颂诗的：

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7]8

这里是说：作为一国的君主，应开通利途并分配给所有人，让天神和百姓甚至世间万物都得到自己应得的一份，即便是这样他们尚且天天忧虑，唯恐招来祸患和怨念。所以《颂》诗说：“追思先祖后稷的功德，就像天一样。这让百姓得以生存，如此恩惠人们哪有不铭记的？”芮良夫就是这样引用颂诗来告诫君王不要专利，否则会引来祸患。《国语》中还有很多这样的引颂诗的例子。

朱熹在《诗集传》中说：“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8]雅颂诗风格庄重、格调高雅，所以政客在政治场合引《诗》的时候往往会选择这种高雅庄重的作品。再者，“引《诗》人”还能借《诗经》的权威性来力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增强说服力。

(二)由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决定

《国语》记录的历史正处于礼崩乐坏的大变革时期，社会动荡，民怨四起，战乱不断破坏着传统礼制，使社会生活失去了正常的秩序，但周王室依然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力。与此同时，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口号应运而生，其目的在于借助周王室的余存威望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其余各国也蠢蠢欲动，为了争求霸权，纷纷开始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来谋求霸主地位。各国文人政客在引《诗》时多引用歌颂周王的雅颂之诗，实则体现当时列国“尊王”的政治思想。

在《叔孙穆子聘于晋》中这样写道：

叔孙穆子聘于晋，晋悼公飨之，乐及《鹿鸣》之三，而后拜乐三……夫先乐金奏《肆夏樊》、《遏》、《渠》，天子所以飨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绵》，则两君相见之乐也。[7]120

晋悼公在宴饮上演奏的前三篇《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是周王宴请群臣嘉宾时演奏的歌乐，最后演奏的后三篇《文王》《大明》《绵》表达对周文王的歌颂、赞美。春秋各国在宴饮时演奏歌颂周王之诗，实则是想表示一种“尊王”的政治主张。

春秋列国在“尊王”的主张之下，推行周王室的礼乐文化，政治言谈中引用雅颂诗，是为了更好地谋求霸主地位。同时，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他们在统治中倡导周王室的礼乐文明也能更好地巩固自己的统治，规范本国人民的思想言行。

(三)由“引《诗》人”文学修养和熟谙程度决定

《国语》多引雅颂诗，也与“引《诗》人”自身的文学修养和对雅颂诗的熟谙程度有关。

首先，颂诗本身是祭祀礼仪上运用的配乐演奏的诗歌，其篇目不同，运用的场合、所配合的表演方式也不同。这些都是王公贵族为了今后的仕途要从小学习和熟练掌握的知识。因此，他们对这些颂诗的熟谙程度就远远大于在各国衍生的风诗。他们在引《诗》的过程中，往往会选择这些他们熟练掌握、运用自如的雅颂诗。

其次，雅颂诗中也蕴含着高昂的政治理想，所表现的思想倾向、政治态度不仅对统治者有监察时政、明辨得失的作用，而且会对贵族阶层的言行、举措起着一定的匡正、引导的作用。由于春秋时期对《诗经》的学习有着鲜明的政治教化因素，所以雅诗的政治理念也是贵族学习的重点，贵族对雅诗与颂诗也更为熟悉。总之，雅诗与颂诗由于自身特点与政治的密切相连，被贵族阶层所熟识掌握，所以春秋列国在言谈用诗上多引用雅颂之诗。

三、《国语》引《诗》的目的

《国语》引《诗》的目的不同，所引诗歌也不同。总而观之，“引《诗》人”引《诗》目的大致可分为三类：以劝谏、谏言为目的，以外交宴饮为目的，以观点评论为目的。在《国语》中直接引用《诗经》诗句的有22处，其中劝谏、谏言目的的数量最多、引用频率最高，达11处，占总数的50%；其次是“引《诗》人”表达观点评论，在《国语》中有8处，占总数的36.36%；外交宴饮引《诗》最少，引用3处，占总数的13.63%。

由以上分布比例可看出，在《国语》记言中常常引用《诗》来表达自己目的，与此同时，文人政客引《诗》的目的也在逐渐变化，他们不再以诗言志，在重要的议政和外交场合中，他们多借征引《诗经》中耳熟能详、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句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把《诗》作为自己话语的依据，增加自己话语的说服力和认可度。

(一)劝谏、谏言

在《国语》以劝谏、谏言为目的的引《诗》中，“引《诗》人”的身份大多是臣子，他们针砭时事，对君王的言行进行规劝和引导。但是，还有那么一类“引《诗》人”，她们作为妻子劝谏丈夫，帮助丈夫成就事业。因此，劝谏、谏言目的的引《诗》可以分为两方面：臣子劝谏引《诗》和妻子劝谏引《诗》。

1.臣子劝谏引《诗》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臣子针对时政对君王提出自己的观点进行劝谏进言，以备君主明辨得失、监察国事。在劝谏之时，这些臣子也十分讲求谏言技巧，他们化为“引《诗》人”引用《诗经》的句子来佐证自己观点，增强自己话语的说服力，以便君王能更好、更容易接受自己的观点。因此，在《国语》中有相当大数量以劝谏、谏言为目的的引《诗》。

例如《周语下》中《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

灵王二十二年的时候，谷水、洛水两河争流，即将淹没摧毁王宫，太子在劝谏的过程中引用《大雅·桑柔》，诗句本身含义是：“四马战车奔跑而过，旌旗空中飘扬，社会战乱不太平，举国上下人心慌……百姓不堪动乱，怎么肯甘心忍受祸害。”这里讲述的就是不顺应民意，战乱就会爆发。太子晋就借此诗义，接着阐述自己的观点：“王将防斗川以饰宫，是饰乱而佐斗也，其无乃章祸且遇伤乎？”劝谏灵王修筑王宫会增加祸患，甚至会祸及子孙，导致王室更加衰落。而后，太子晋在此次进言中，再一次引用《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太子晋紧接着陈述修葺皇宫是“非正”之举，力证此举在《诗经》《尚书》中都是亡国之君的行为。

《太子晋谏灵王壅谷水》仅仅是《国语》劝谏引《诗》的一个例子，但足以看到，此时的臣子在劝谏君王的时候，会用《诗经》的句子来力证自己言辞的正确性，增强自身的说服力。

2.妻子劝谏引《诗》

《国语》中还有妻子作为“引《诗》人”劝谏丈夫，辅助丈夫成就一番事业的事例。这种现象在《国语》中相对少见，《齐姜劝重耳勿怀安》就是一个例子：

齐侯妻之，甚善焉。有马二十乘，将死于齐而已矣……“子必从之，不可以贰，贰无成命。《诗》云：‘上帝临女，无贰尔心。’先王其知之矣，贰将可乎？子去晋难而极于此。自子之行，晋无宁岁，民无成君……上帝临子，贰必有咎。”……姜曰：“不然。《周诗》曰：‘莘莘征夫，每怀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启处，犹惧无及。况其顺身纵欲怀安，将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处，人谁获安？……《郑诗》云：‘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纪纲齐国，裨辅先君而成霸者也……败不可处，时不可失，忠不可弃，怀不可从，子必速行。”[7]224-225

这里讲述的是重耳到齐国后，齐桓公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齐姜是一位目光长远、深明大义、饱读诗书的优秀女性，当她看到重耳在齐国贪图享乐、满足现状、不思进取，不想回晋国的时候，她就站出来，引经据典、有理有据地劝诫丈夫不要贪图现状，安逸享乐，要发奋进取，要重回晋国开创事业。她在劝谏的时候引用《大雅·大明》“上帝临女，无贰尔心”，告诉丈夫上天在保佑他，千万不要犹豫不决。然后用周武王信天命、得天下的例子，结合重耳自身境况，证明此时就是果断离开的时候了。苦劝未果，齐姜又引用《小雅·皇皇者华》，紧接着引用《郑风·将仲子》，分析管仲能够治理齐国，辅佐国君成就霸业的原因。最后再次告诫重耳不可丢弃追随者的忠心，也不可贪图安逸、保持现状，一定要起身回国。

从《齐姜劝重耳勿怀安》中可以看出，贵族出身的齐姜饱读诗书，是受过文学教育的知书达理的女性。她的言辞有理有据、观点明确，具有极强的逻辑性和思辨性，且对《诗经》的引用信手拈来。这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在春秋时期，不仅仅是贵族男性可以接受《诗》《书》教育，贵族女子往往也可以出口成章，熟练引《诗》。《诗经》的广泛引用体现了在春秋时期《诗经》已经被人们广泛流传、吟诵和学习，其传播范围之广、接受对象之多样，可见一斑。

(二)观点评论

《国语》中记载的春秋时人引用《诗经》的目的不仅仅是臣子、妻子劝谏，还有就某一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或者针对某一事件展开评论。在《国语》中这种现象也屡见不鲜。

如《鲁语下·诸侯伐秦鲁人以莒人先济》：

诸侯伐秦，及泾莫济……穆子曰：“豹之业，及《匏有苦叶》矣，不知其他。”叔向退，召舟虞与司马，曰： “夫苦匏不材于人，共济而已。鲁叔孙赋《匏有苦叶》，必将涉矣。具舟除隧，不共有法。”[7]123

晋国发动诸侯讨伐秦国，军队到达泾水边，各国军队都不愿意先渡河。这时候，晋国叔向去见鲁国叔孙穆子，穆子吟诵了《邶风·匏有苦叶》一诗，叔向立即就明白了穆子的意图，立即准备船只，预备渡河。穆子就是借《匏有苦叶》来阐述自己观点、表明自己意图。

再如《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中芮良夫是这样发表评论的：

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夷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故《颂》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曰：‘陈锡载周。’是不布利而惧难乎？故能载周，以至于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7]8

周厉王偏爱荣夷公，芮良夫对此现象发表评论：“王室将要衰落了，荣夷公只知道独占财力而不知道大难。”在随后的评论中，他引用《周颂·思文》《大雅·文王》两句诗句，表明为政者要布施恩惠，要怀有戒惧之心。在这里，就是《国语》中观点评论引《诗》的一个生动例子。

观点评论引《诗》体现了春秋文人政客在表达观点、评论时事的时候，常常借引用《诗经》的句子生动形象地来阐述自己观点、议论，这样表述出来的观点委婉含蓄、文雅生动，并且这种引经据典可以增强话语的文学性、感染力。

(三)外交宴饮

《国语》中有些是以外交宴饮为目的的引《诗》。在这些篇目中，充分展现了外交斡旋、朝会宴饮的场景。

《晋羊舌肸聘周论单靖公敬俭让咨》这篇文章就是“引《诗》人”在外交宴饮中引《诗》的经典片段：

且其语说《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称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让于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宽也。密，宁也。缉，明也。熙，广也。亶，厚也。肆，固也。靖，和也。其始也，翼上德让，而敬百姓。其中也，恭俭信宽。帅归于宁。其终也，广厚其心，以固和之。始于德让，中于信宽，终于固和，故曰成。单子俭敬让咨，以应成德。单若不兴，子孙必蕃，后世不忘。《诗》曰:“其类维何?室家之壶。君子万年，永锡祚胤。”类也者，不忝前哲之谓也。壶也者，广裕民人之谓也。万年也者，令闻不忘之谓也。胤也者，子孙蕃育之谓也。单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谓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谓广裕民人矣。若能类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章誉蕃育之祚，则单子必当之矣，单若有阙，必兹君之子孙实续之，不出于他矣。[7]74

晋国叔向出使周室，单靖公宴请叔向，宴席谈论《诗经》中的《昊天有成命》。在此期间，叔向详细解释了《昊天有成命》和《大雅·既醉》。叔向从开始、中阕、结尾三方面解析《昊天有成命》，运用单字解释的方式，赞美先王美德，最终天下安定、成其天命。解释《大雅·既醉》依然按单字解释的方式赞颂。由此可见，叔向在引《诗》的过程中，既有对单字的释义，又有对整句、整段的归纳总结。可见当时的贵族对《诗经》的诠释已经很全面具体了。

四、《国语》引《诗》与《毛诗注疏》版本对比

《国语》引《诗经》的语句与今本《毛诗注疏》的毛诗语句相对比，在引述中有9篇、10处差异明显，主要集中在《周语》和《晋语》。在选择版本上，笔者选取《国语》的版本是：三国时期韦昭注、胡文波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国语》。《诗经》选取的版本是汉代郑玄笺、唐代孔颖达疏，朱儏人、李慧玲整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毛诗注疏》。

今本《国语》多以《四部丛书》影印金李本作为底本，校以明道本，并加以标点。在整理校对的过程中，会发现金李本的古字较多，精严地避汉、宋讳，比较完整地保留了宋刻的原貌。其中，比较明显的误字也大多为刻工的失误。尤其是韦昭注本，公序本与明道本差别不小，大体上讲，公序本韦昭注要多一些。因此，笔者选用韦昭注本与《毛诗注疏》进行勘比，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者存在的差异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在对《国语》中引《诗》与《毛诗注疏》版本的比对中，可以发现韦昭注本的《国语》对《毛诗注疏》的征引，在字句甚至题目上存在一定差异，整合归类分析，有如下特点：

第二，《国语》引《诗》中的文字与《毛诗注疏》有个别出入，今本往往写其通假字、异体字、繁简字，但一般在意义的表达上二者并无差别。例如在《周语上·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中太子晋引用的“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中的“蒸”字与《毛诗注疏》中《周颂·思文》“立我烝民，莫匪尔极”的“烝”字有差别，其中“烝”是“蒸”的本字，后来“烝”慢慢被“蒸”所替代。在本文中太子晋还引“陈锡载周”出自《大雅·文王》，但是《毛诗注疏》中却写作“陈锡哉周”。我们可以看到“载”“哉”二字音相近，意义在句中并无差别，二者为通假字。这类通假字、异体字、繁体字现象是《国语》引《诗》与《毛诗注疏》的主要差别，这一类数量最多，现象最广泛。

第三，《国语》引《诗》的句子顺序与今本有差别，有时将三句话省略中间句，直接前后两句连用。例如在《晋语四·胥臣论教诲之力》中，胥臣回答晋文公时引用了《大雅·思齐》中的“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但是在韦昭本的《国语》中却是这样记载的：“惠于宗公，神罔时恫。”可见，《国语》在引此诗的时候将第二句省略，直接引述第一句和第三句，这种现象在《国语》引《诗》现象中较为少见。

纵观《国语》的引《诗》现象，不难发现，由于各国史料记载的比重不同，引《诗》的数目也不同，其中以周、晋、鲁、楚四国所记载的数目相对较多。在引用《诗经》篇目的选择上，由于雅颂诗自身特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以及“引《诗》人”自身对《诗经》的学习掌握程度不同，《国语》多引用雅、颂诗；从《国语》引《诗》的目的分析，有三方面因素：劝谏谏言、观点议论和外交宴饮。其中，劝谏谏言从身份来看，又分为臣子劝谏君王和妻子劝谏丈夫两方面。《国语》引《诗》所征引的诗句又和今本《十三经注疏》有所差异，本文对此做了详细的对比分析，在文献研究整理上有着一定的校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