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积岐

我对母亲的最初记忆缘于1958年的大跃进。那一年，我五岁。我记得，母亲是清早起来出了门的，到了傍晚，母亲才没精打采地回来了。母亲走进了灶房，喝了一大碗凉水，从厨房里出来，坐在了豆沙石的房檐台阶上，看了看我，很不自然地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时候，生产队里的干部总是整她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女人，说她们给生产队里的田地里拉粪土时没拉够规定的回数，拔了“白旗”，罚她们去公社大院里拔草。母亲和婶婶几个妇女在公社大院里拔了一整天草，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傍晚时，才被“赦免”了。那一年，母亲仅仅二十四岁。母亲像叙述别人的故事一样给她的儿子讲述往事，没有忧伤，没有抱怨，连一声叹息也没有，那种淡定、淡然像立在墙角的磨刀石一样。

父亲是对家里的任何事都不管不顾的人。记得那是我六七岁的时候，一个十分清丽的傍晚，我跟着母亲去邻村的水磨上去磨面。那时候，我们村还没有用上电，也就没有电磨子。幸亏，邻村有一座水磨，几个村里的人都去水磨上磨面。母亲的肩膀上扛着一斗玉米，腋下夹着装面的口袋和一把短笤帚，我拉着母亲的衣角，母子俩行走在窄小的乡村土路上。母亲走路很快，我一路小跑着，才能跟上母亲。果然，来水磨坊磨面的有好几个人。我和母亲只好排队等待。天黑尽了，水磨坊中点上了孱弱的马灯，昏黄的马灯给磨坊里投下了浓重而诡秘的影子，潮湿而发霉的气味和面粉的香味比灯光还亮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