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纯

我11岁时父母离异了，我和母亲一起生活。有一次，母亲带我到新华书店，给我买了两幅字——一是“坚毅”，一是“自立”。这两幅座右铭一直陪伴着我。在“自立”那幅字下有一句话：“靠山山倒，靠人人倒，靠自己最好，凡事莫存依赖心，以自强自立为本。”母亲希望用简单的话语激励我，让我知道应该承担的责任，我是家庭的一员，我和母亲就像人字结构，一撇一捺，互相支撑。我们在教室住了半年左右，这两幅字就一直陪伴着我们。

我4岁时，一位很有心的幼儿园音乐老师通过一个学期的观察，发现我比别人学得快，唱得准。她对我母亲说，这个孩子有音乐天赋。母亲找了很多亲戚朋友，借了1000元钱买了一架电子琴，虽然当时她的工资每个月只有40元左右。学了差不多10个月，电子琴老师对母亲说，这个孩子乐感很好，常常超额完成作业，应该去学钢琴。一架钢琴将近5000元钱，在20世纪80年代真是一笔巨款。母亲又去借钱，找了很多人。直到现在，母亲也不告诉我，她是怎么一家一家开口借钱的，但我可以想象那有多困难。有一天，钢琴送来了。我当时很小，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钢琴，我连续弹了两个小时。听着自然、纯净的声音，好像在敲击心灵。

对孩子来说，弹钢琴最初是出于兴趣，但之后的练习，记五线谱，却非常枯燥。这时，老师的教导和家长的陪伴缺一不可。母亲非常用心地记下老师的每一句话，回家后帮我复习。

家里出现变故后，我学琴的压力更大了。最初，钢琴不能放进教室，晚上下了课，我去母亲的同事家里，他们吃饭，我练琴，练完以后去食堂吃饭，然后带饭回去给母亲。我先写作业，写完作业用收音机听音乐。妈妈吃完饭继续忙，比如焊接。我不会焊，但会帮她插元器件，妈妈节省了时间，我也锻炼了动手能力。

我们不能一直住在教室里，总要另想办法。母亲就找了许多活儿干。武汉的夏天特别热，差不多有40摄氏度。妈妈带着我去采购材料，大概3小时的路程，转几次公交车，背回20多公斤的元器件或者塑胶棒。我虽然小，但能扛起一个袋子。我问母亲：“你这么辛苦，老板给你多少钱？”母亲说，她没有技术，只能拿劳动力去换钱，拿时间去换钱，拼命干活儿却挣很少的钱。她让我好好学习，因为时代在进步，我要成为有本事的人。

母亲的一个同事知道我们的境遇后，主动提出让我教她7岁多的女儿练琴。我很忐忑，母亲说，你放心，记住老师说的每句话，自己总结一下，这样既可以温故知新，又可以在教的过程中看到别人的缺点，自己可以规避。然后，我这个小老师就上任了。第一节课我战战兢兢，因为她有点儿顽皮。上了几堂课后，她就可以坐下来听我说话，慢慢地按要求规范地完成练习曲。一个星期4堂课，我的报酬有100元钱。我拿着钱一路跑，看到妈妈的时候特别高兴，告诉她这是我赚的钱。妈妈当时流着泪说：“我儿子长大了，可以为这个家做更多的事儿了。”

那时候，母亲打工，没有时间安排生活，就每天给我10元钱，让我来管理。这是一种信任。我常常琢磨怎么分配钱，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中午多一点，晚上少一点。母亲希望我懂得，孩子不只是一个消费者，还可以创造财富。孩子在家庭里有权利，也有义务和责任。

1997年，乌克兰音乐学院的波波娃教授到武汉讲学。她听了我的演奏后觉得我有才华，可以深造。当时我才15岁，妈妈有点不舍得，但她还是接受了老师的建议。在乌克兰，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要3000美元（约2.5万元人民币）。1998年冬天，妈妈在机场给了我沉甸甸的3000美元，她说那是我们的全部家当。她还说，我要做好6年不回家的准备，因为没有钱买机票。我没有回头，面朝前方挥手告别——我怕一回头，两个人都哭成泪人。

刚到乌克兰的时候，条件不好，零下25摄氏度，没有热水，我要去很远的地方洗澡，常常感冒。那里天亮得特别晚，又黑得特别早。但是这些不会影响我，我的信念很坚定，我知道自己是来学习的。

到乌克兰的第五天，为了交学费，我要把手上的美元换成当地货币。为了换得多一些，我就去了更远、更偏僻的地方。结果我被骗了，1500美元（约1.2萬元人民币）学费全没了。当时我整个人都炸了，身体不住地颤抖。

我先用1500美元的生活费交了学费，身上剩下几十美元。我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6点音乐学院一开门我就去练琴。有一天，我发现一个老板送牛奶，我就请他把这份工作给我，报酬只要牛奶和面包。俄式面包比较大，切成三份，早中晚各一份，我一天的饭就够了。我早上喝牛奶，中午和晚上喝白开水。这样的生活，我坚持了一年。此外，我还送过外卖，刷过墙，贴过壁纸，帮过厨，做过配菜，干过家政，能做的我都做。我每天只睡3小时，练琴不能落下，学习语言不能落下。这份坚毅是母亲给我的。

自从机场一别，母亲也过得十分艰苦。母亲虽然打了5份工，每天却只有4元钱生活费。她一个人在家不开伙，在食堂吃，早上买一个馒头和一碗粥，花1元钱，中午控制在1.5元钱，晚上吃1元钱的面条。她体检时抽不出静脉血，同事笑话她，说她被儿子吸干了血。她马上否认，说那是她的责任。她说，一个母亲把孩子带到世界上，不可以让孩子成为社会的负担，而是要为社会添砖加瓦。她觉得自己必须坚强地活着，成为一个钢铁之躯，不能生病，不能放弃，不能堕落，必须承担起养育孩子的责任和义务。

当年我给母亲写了很多信，有几千封，为了不超重还写得密密麻麻的。她一遍又一遍地读我的信。回国后我才看到那些信纸都被浸湿过，有我的泪，也有母亲的泪。

现在我几乎每场演出都带着母亲。我演奏的每一个音符，都是献给她的礼物。

选自《谢谢了，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