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母亲的最初记忆缘于1958年的大跃进。那一年，我五岁。我记得，母亲是清早起来出了门的，到了傍晚，母亲才没精打采地回来了。母亲走进了灶房，喝了一大碗凉水，从厨房里出来，坐在了豆沙石的房檐台阶上，看了看我，很不自然地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时候，生产队里的干部总是整她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女人，说她们给生产队里的田地里拉粪土时没拉够规定的回数，拔了“白旗”，罚她们去公社大院里拔草。母亲和婶婶几个妇女在公社大院里拔了一整天草，没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傍晚时，才被“赦免”了。那一年，母亲仅仅二十四岁。母亲像叙述别人的故事一样给她的儿子讲述往事，没有忧伤，没有抱怨，连一声叹息也没有，那种淡定、淡然像立在墙角的磨刀石一样。

父亲是对家里的任何事都不管不顾的人。记得那是我六七岁的时候，一个十分清丽的傍晚，我跟着母亲去邻村的水磨上去磨面。那时候，我们村还没有用上电，也就没有电磨子。幸亏，邻村有一座水磨，几个村里的人都去水磨上磨面。母亲的肩膀上扛着一斗玉米，腋下夹着装面的口袋和一把短笤帚，我拉着母亲的衣角，母子俩行走在窄小的乡村土路上。母亲走路很快，我一路小跑着，才能跟上母亲。果然，来水磨坊磨面的有好几个人。我和母亲只好排队等待。天黑尽了，水磨坊中点上了孱弱的马灯，昏黄的马灯给磨坊里投下了浓重而诡秘的影子，潮湿而发霉的气味和面粉的香味比灯光还亮眼。由于那渠水只有水桶那么粗，清清的水像没有吃饱饭的庄稼汉少气无力地推动着木轮盘，木轮盘无可奈何地带着一盘石磨，石磨发出的响声迟钝而可怜。不知等了多长时间，才轮到了母亲磨面。母亲把口袋里的玉米倒向石磨上的磨斗中，站在石磨跟前用手偶尔拨动一下。磨过两遍以后，母亲开始在石磨旁边的木柜里用罗儿罗面。我瞌睡得坐在水磨的磨柜上直打盹，母亲就抱起我，把我放在磨柜上，她说，你睡吧，一会儿娘叫你。我和石磨苍老的响声一同睡着了，我在睡意朦胧中被母亲唤醒了——她已经把磨好的面装进了面口袋。母亲说，岐娃，咱回吧。等我走出磨坊，走上乡村土路的时候，睡意全消了。我记得，眉毛似的月亮紧紧地贴在西边的天上，天很高很蓝。没有风，我紧紧地拽住母亲的衣角，跟随着母亲很碎很快的步子。田野进入了梦乡，村庄也在酣睡中，我和母亲走过去的脚步声如同苜蓿地里淡蓝色的花儿，从远处的村庄里传来的鸡鸣狗吠声像稀疏的雨點一样溅在我和母亲的粗布衣服上……那个情景，我至死不会忘记的。

1959年的初秋时节，村子里大我几岁的玩伴去学校里报名，我是一块儿去趁热闹的。可是，有几个玩伴却因为数不清手指头而被老师拒收。老师叫我数手指头，数了几遍我都数对了，老师就把我的名字写在报名册上了。老师问我，你家是啥成份。我说我不知道。老师说，你回去问你娘。我回到了家，给母亲说，我报上名了，母亲正在纳鞋底，她抬起头来端详了我一眼，说，好么，好么。我说，老师叫我问你，咱家是啥成份。突然，母亲纳鞋底的右手僵在了半空，那根还没有完全从鞋底上抽出来的细麻绳子悬在了空中，仿佛那绳子的一头连着的是母亲的心而不是鞋底，母亲很困难地说，咱家是，是大农。还没等母亲再说下去，我跑到了学校给老师说，我娘说了，我家是大农。老师扭过头来看了我一眼，皱了皱眉头，说，你回去吧。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老师家也是地主成份。他当然知道，我的母亲所说的大农是指的什么，因为在阶级成份中就没有“大农”。年轻的母亲明白，地主成份对于儿子来说或许就是一种耻辱、一种伤害，她怯于说出口。可是，她不直接地说出来，就能护佑儿子免受成份之灾吗？母亲那片苦心，我长大后才明白了。

因为是地主家的女人，母亲在生产队常常受到欺负，邻居家的女人用恶毒的语言辱骂母亲，母亲只能缄口不语。母亲被人骂急了，也会理直气壮地还一句：我家也是贫农。母亲的话没错。外祖父家确实是贫农成份，母亲嫁到冯姓人家才背上了地主的黑锅。

母亲的忍耐、隐忍使我感到敬佩和自惭。生活有多煎熬，母亲承受多大的压力，有多大的委屈，她都能忍耐她都能隐忍。父亲一生不顺畅，脾气又很暴躁，他将他的不平、愤懑常常发泄在母亲身上。我记得，有一次父亲抓住母亲的发髻，把母亲从房间里拖出来，顺手就是两个耳光。母亲没骂一声，也没哭一声，只是说，你打，把我打死算了。父亲在县政府当过八年干部，有点文化，他骂母亲的言语很文化很尖刻，如刀子一般。父亲还在咆哮，母亲平静地说，我的儿子都那么大了，你还这么骂我，我还有脸没有？母亲说着说着流泪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流泪，母亲只是默默地流泪，不出声地流泪。

选自《文化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