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磊，张 旭，周 翔，苏 醒，王 婧

(1.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上海 201804；2.上海财经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433)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深入，农村经济和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居住模式由散居逐步转向聚居，农村商品能源消费能力和结构的不断改善，农户处置秸秆行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秸秆直燃用作生活燃料从1991年的3.46亿t/a下降至2015年的0.60亿t/a[1]，部分地区的秸秆成为了农作物的附产田间弃物。农户选择将秸秆在田间焚烧的行为符合人类社会追求最小成本的最小熵原理[2]，但也因此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相应的社会问题[3]。中国具有丰富的可综合利用的秸秆资源，“十一五”以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秸秆还田及其资源化、能源化利用，但中国农村秸秆综合利用是中国新农村中存在的特有复杂问题，其核心是作为秸秆资源持有者农户处置秸秆获得的实际收益与秸秆的规模资源化利用获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否能够达成共赢。毕于运等[1,4-8]从秸秆综合利用途径方面分析了秸秆在发电、沼气、建材、造纸、养殖业的工程经济效益和可行性；顾晓丽等[9-11]利用Logic模型或Tobit模型，定性分析了农户处置秸秆行为和受偿意愿受家庭收入、劳动力成本、秸秆收购价格和方式等因素影响；刘甜等[12-13]基于博弈论，分析了政府监管和机制在秸秆禁烧和农户参与综合利用行为的作用。但鲜从显性效益和隐性效益分析农户秸秆处置行为。笔者通过对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6个村农户问卷调查与访谈，从农户视角出发，通过不同农户秸秆处置情景的设置，综合分析显性经济效益和隐性经济效益对农户对秸秆处置行为的影响，为促进和完善秸秆综合利用及其政策制定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