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禹舟

1.兰州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2.兰州大学 中国民族地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

一、问题提出

2020年是我国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收官之年，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之年。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明确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策略，该战略成为促进我国农业农村走向现代化的总战略。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收录的1 216篇乡村振兴研究的CSSCI期刊论文为数据源，重点回答：目前国内乡村振兴研究热点；乡村振兴研究呈现的特点；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研究设计

（一）文献来源与处理

为使研究样本具备说服性和全面性，数据采用了中国知网（CNKI）的全文数据库，检索方式为中国知网的“高级检索”，检索条件为“期刊检索”，主题或关键词设置为“乡村振兴”；为保证纳入研究文章的质量，将期刊来源设定为“CSSCI”；为探究“乡村振兴”最早出现的时间，故将检索时间跨度设置为“2016-2019”；检索条件设置为“精准”。共检索出文献1 226篇（检索日期为2019年12月4日）。

（二）分析方法与工具

CiteSpace软件由美籍华人学者陈超美（Chaomei Chen）开发[1]，通过直观的知识图谱，识别并展现该领域的热点关键词、研究进展和前沿。本文将检索文献进行年度发文量、核心作者分析、重要研究机构等的可视化图谱进行分析。

三、乡村振兴的时间与空间分布

（一）乡村振兴研究的时间分布

乡村振兴的研究始于2016年，杨希研究日本乡村振兴中乡土价值观的推动因素，提出我国乡村振兴应注重人地高效结合以及乡土价值观的回归[2]，这是文献中首次出现“乡村振兴”一词。2017年11月10日，詹国辉、张新文对江苏省5个传统村落发展路径展开研究，以期为乡村振兴过程中传统村落的发展提供经验镜鉴[3]，这是“十九大报告”后第一篇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全面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当年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文章数量达434篇，较上一年增长了85.8倍。2019年随着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指导意见》《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等政策的出台，当年年发文量接近于2018年发文量的2倍，达776篇，现CSSCI总发文量达1 216篇。

（二）乡村振兴研究空间分布

1.作者分布。把Node types设定为作者author，时间跨度设定为1999-2019，时间切片设为1年，运行CiteSpace，得到了节点数为170，连接数为134，密度为0.0093的乡村振兴研究作者共现知识分布。由于网络分布较为零散，作者之间的连接线较少，仅有的合作大多为2-3人之间的小规模合作，缺乏普遍合作。我国乡村振兴研究跨院所、地域的研究情况不甚乐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振兴研究成果的传播，不利于实践的开展。

2.机构分布。从发文机构来看，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为发文量最高的研究机构，发文量为36篇；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发文25篇紧随其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位列第三，发文17篇。社科类研究机构及高校院所是现阶段乡村振兴研究领域的主力军。

在跨机构研究方面，机构间的合作较作者间的合作更为紧密，发文机构总数为114，连线数达到83，密度为0.0129。但是整体分布依然较为零散，说明机构合作较少。以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为中心的数十家研究所间存在合作关系，其他研究机构之间尚未发现合作关系。可见，该领域跨区域合作缺乏，知识与研究成果的共享与流动性不强；东中西之间的对比研究、联合研究不够。

四、乡村振兴研究热点主题

研究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可以用来确定该领域的研究热点。通过对关键词贡献网络聚类进行分析，将现阶段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大致归纳为以下六方面：

（一）乡村振兴的乡村治理研究

主要包括聚类“#0乡村治理”，共现标识词为：治理有效、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治理、优势治理、乡村转型等。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治理有效是通过优势治理、乡村转型来实现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治理的有效性，建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的目标[4]。由政府发挥主导优势，激发村民潜能，平衡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达到善治格局[5]。现代化治理体制离不开乡村社会的转型发展，农业生产要素非农化、农村社会主体老弱化、建设用地空废化以及贫困片区的深度贫困化[6]等问题，使学者聚焦于乡村的转型发展，重点从理论视角和[7][8]动力因素[9]等方面进行研究。针对治理模式提出应该形成政府主导，农民、集体经济组织、非经营性组织等多方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局面[10][11]；从治理手段的角度，提出乡村治理是法治、德治相结合，注重法律的约束效应[12]，提倡以乡风治理推进乡村治理[13]。

（二）乡村振兴中的公共议题研究

主要包括聚类“#2城镇化”“#5城市化”，共现标识词为：社会化养老、健康养老、养老服务、老龄化社会、农村教育。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乡村振兴，生活富裕是根本”。与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紧密相连[14]。在老龄化议题中，主要集中于乡村老龄化社会中社会化养老、健康养老和养老服务的供给三方面。中国乡村的老龄化程度严重，养老负担高于城市[15]，但我国“养儿防老”传统观念制约了全新养老方式在农村的推行[16]。“健康中国2030”规划中指出，要积极促进健康与养老的融合，乡村战略的总目标也指出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好家园。关于养老服务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其面临的困难[17]、服务供给的主体[18]和方式[19]20]的讨论。此外，在公共议题方面，现有研究还关注农村教育议题，集中讨论留守儿童的义务教育议题[21]，同时幼小教育也跃入学者的研究视野[22]，这是推进乡村公共服务的重要体现。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阻碍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建设，因此农村教育议题还关注职业教育[23]、促进农村整体发展的社区教育[24]议题。

（三）乡村振兴发展路径的研究

主要包括聚类“#1城乡融合发展”和“#3产业融合”，共现标识词为：协调发展、联动机制、新农村建设、乡村旅游、返乡创业、乡村转型、动力机制、推拉理论、融合发展、反分裂斗争等。2019年《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优化乡村休闲旅游业”。近几年来，中央文件的指示、地方政府的施行，都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放在极高的战略地位[25]。以期通过乡村旅游拉动农村基础设施的修缮[26]，就地解决“居”与“业”的问题[27]。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的增加，城市养老资源的单一化无法满足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农村田园综合体可以作为旅居养老的一种高端形式[28]。但学者也担忧到，我国具有资源优势或旅游资源的村庄是极少数的，而且很难与第三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16]。因此，乡村振兴仅依靠乡村自身的动力是不够的，城市和乡村在空间、结构、功能是镶嵌和互补的[29]，可以通过“城乡融合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实现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30]，要求优先发展农民人才队伍，以农业科技水平的创新促进农村的转型与发展[31]；同时依托政策支持，鼓励有志、有识青年返乡创业[32]。此外，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关注反分裂问题，主要针对不同民族与新疆、西藏等地区的融合上[33]。

（四）乡村振兴中的主体内生力研究

主要包括聚类“#0乡村治理”“#5城市化”共现标识词为：文化自信、意识形态、乡村价值、农民主体、乡村建设等。2018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坚持农民主体地位”，谁应承担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学界的观点可分为三类：（1）多元主体论。农民、家庭、合作社、社会组织等都应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34]。（2）二元主体论。经济组织和农民是乡村振兴中的两个主体，分别承担收益和实施不同的责任[35]。（3）农民主体论。认为只有调动起农民的积极性，乡村振兴才能更具生命力，乡村的发展也才具有持续的动力[36][37]。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不仅要从农民本位入手，以文化治理的方式，振兴乡村文化，提升村民对乡村文化的认同度，进而培育农民及农村社会组织的主体性[38]。通过社会环境客体助力，通过政策支持、完善基础设施、培育经济组织、增加社会保障等，可为乡村发展注入活力，实现乡村文化自信。

（五）乡村振兴中经济要素的研究

主要包括聚类“#4农业农村现代化”“#6产业扶贫”，共现标识词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土地流转、要素流动、工商资本投资、农业生产关系、家庭禀赋、社会工作。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可采取经营权流转、股份合作、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多种方式，开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短缺、产业发展受限、经济基础薄弱等成为乡村社会面临的棘手问题[8]，从经济要素出发，认为应构建现代农业产业、生产和经营体系[39]，合理利用农村资源，促使农业平衡发展。明晰土地产权，加快土地的流转和集中，助推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此吸引工商资本的投资，进而促进生产体系的提质增量[40]。此外，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注重供给侧改革，促进资金、技术、劳动力等各要素的流动[41]。2020年我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对农村的发展从以扶贫为主转向致富策略，于是“产业扶贫”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

（六）乡村振兴顶层设计的研究

包括所有聚类，共现标识词为：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精准扶贫、全面小康。在乡村建设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问题需要解决，战略的重点也从物质生活改善逐步聚焦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善。乡村振兴顶层设计从总体布局而言，要回答“乡村如何加快发展”的问题；从实践布局而言，在发展的进程中通过政策倾斜扶助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42]；从发展路径而言，不能过度去小农化、产业化、以及盲目推进土地流转，产生破坏农民生活方式和忽视基层人员工作价值的“三农”工作[43]。乡村振兴战略产生于新时代，根植于新时代，同时也造福于新时代。在乡村振兴发展的大方向上做好顶层设计，分析社会的演变趋势，汲取他国反贫困行动的成功经验，在政策、技术等方面创新，早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综上所述，在明确治理目标后，学者结合对乡村公共议题的研究，探索治理的路径。同时，研究视角不断细化，开始探索乡村内部的内生力挖掘，从农民主体、二元主体以及多元主体不同方面进行讨论。此外，农村经济要素的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另一重点，产业兴旺成为经济要素中的研究重点。最后，进一步促进政策完善、回应乡村振兴的目标需求（见图1）。

图1乡村振兴研究路径梳理

研究前沿通过研究学者的关注领域，从而预测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本文未得出突现关键词，原因在于乡村振兴这一主题属于政策性的研究，在党的十九大后才有了相关的研究，同时伴随着《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了乡村振兴的总要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等政策性文件及规划的指导，学者开始集中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具有研究时间短（2016-今）、研究领域分散（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研究爆发性强（集中于2018年）的特点，故无法分析其突现点。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查阅乡村振兴的政策文件、文献资料，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直观地对乡村振兴领域的研究数量、研究人员、研究机构、研究热点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乡村振兴领域内的研究成果丰硕，在3年时间内，涌现出大量的高质量文献。但研究者以及研究机构的分布比较分散，东西部鲜有合作，仅在核心研究者和相关的研究机构间有联系，大部分研究者间的合作关系尚未形成。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领域包括“治理路径”“发展路径”“公共议题”“主体内生力”“经济要素”“顶层设计”等，形成自上而下的政策文件解读和自下而上的问题反馈的研究路径，推进乡村振兴政策的进一步完善。

（一）建立跨机构、跨区域、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视角，促进乡村振兴知识共享

乡村振兴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全面振兴，需要不同学科领域的共同参与和知识交流，才能实现乡村“三生三美”的发展新篇章。针对目前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间合作较少的问题，可依托大学、科研院所组成乡村振兴专项研究团队，减少不同学科间的区隔；对定点扶贫的地区进行深度研究，同一团队内部不同学科各显所长，联动解决农村社会的发展问题，提升研究效率。在跨区域合作方面，科研院所可将成功案例进行梳理总结和经验推广，与本地科研机构进行合作，有选择性地将成功经验运用于西部地区，本地科研机构负责推动科研成果向实践的转换，形成跨区域合作的合理分工体系。

（二）明确问题导向、细化研究视角，提供乡村发展的理论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要通过体制机制保障发挥作用，促进城乡要素的流动以及城乡分工体系的构建，实现城乡协调平衡发展，打破城乡二元发展的局面。但这是一个问题浮现与问题解决的过程，要求研究者以问题为导向，关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过程中的社会化议题，以研究团队为单位做深度研究，治标治本找出解决路径。研究视角的细化建议关注乡村中的特殊案例，通过入户访谈、调查问卷等方式推动调查研究“下沉”，更敏锐地挖掘民众需求。在研究议题上，应着重关注乡村发展过程中城乡关系、乡村文化治理、农村家庭关系等问题。

（三）立足乡村实际、坚定政策导向，构建全面小康社会的乡村振兴战略体系

针对乡村振兴问题的研究属于政策性问题研究，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社会问题，完善政策安排，回应政策目标，因而乡村振兴问题的研究演进会与政策演进息息相关。基于此，应当将政策研究与乡村日常生活相互联结，重视乡村日常实践对社会变迁的动力机制，使政策制定来源于乡村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避免“乡绅”成为制度代理人，“乡民”成为“嵌入性”政策的制度接受者。同时还应重视对村民内生力的构建机制的研究，使村民融入乡村现代化制度搭建的过程之中，避免“差序格局”与新的“制度与生活”再互动[44]。此外，推进循证社会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政策决策中的运用，总体把握研究态势、弥补研究空白，将国内外对于乡村振兴的有效方法本土化于不同的乡村。最后以政策目标为导向，将研究的结果与政策需要相结合，但不能盲从于政策安排，忽略研究的学理性和反思性。

乡村的发展，离不开顶层设计与前沿研究，离不开社会各方力量的整合与发力。本文通过全局的视角，分析乡村振兴战略研究中的热点和问题，以期引导设计更为科学的策略和路径，从而促进乡村的发展与社会的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