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骏

2021年4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到访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国务卿布林肯（左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左三）、财政部长耶伦（右二）、白宫国安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右一）陪同。

特朗普“美国优先”外交的意外崛起引发了美国战略界对后冷战时代美国外交政策基本目标的反思。一些人认为，美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脱离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的利益了。于是，拜登总统一上台，其核心幕僚们就提出了“中产阶级外交”的概念，意图将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更紧密地捆绑。事实上，将外交和国内政策联系起来并不是新作法。1946年，乔治·凯南在其著名的评估“苏联威胁”的“长电报”中曾写道：“……国内和对外政策便交织在一起。每一个能够解决我们自身社会问题（的政策）……都是针对苏联的一个外交胜利。”如今，美国在其对华政策锁定战略竞争之际重拾内政与外交相捆绑的外交政策构想，值得我们警惕。

“中产阶级外交”的提出

“中产阶级外交”的“缔造者”是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EIP）。自2017年起，受时任CEIP主席、前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委托，CEIP“地缘经济和战略项目”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杰克·沙利文和高级研究员萨勒曼·艾哈迈德等人对此议题开展了深度调研。如今，这三人都已加入拜登执政团队，伯恩斯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沙利文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艾哈迈德则是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司长。

在历时两年多的时间里，CEIP的“中产阶级外交”研究项目总共发表了四份报告，前三份都以美国州一级的案例作为研究对象，分别选取俄亥俄、科罗拉多、内布拉斯加三个内陆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