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东·卞文志

2020年6月30日，由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郑小瑛执棒的“致敬城市最美逆行者”公益交响音乐会，在福建泉州大剧院演出，向冲锋在疫情防控一线的工作者表达敬意。据悉，这也是泉州大剧院自疫情以来恢复的首场演出。“致敬城市最美逆行者”公益交响音乐会，当晚的音乐会由厦门歌舞剧院交响乐团演奏，91岁高龄的郑小瑛手执指挥棒，动作起落间，挥洒自如，热烈掌声中，老艺术家娴熟的指挥，给现场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留下永驻心间的印象。

一

在“致敬城市最美逆行者”公益交响音乐会上，郑小瑛介绍公益交响音乐会主要内容时说，本次音乐会精选《节日序曲》等欢快曲目，向医务人员、警察、安保等“城市最美逆行者”致敬。2020年恰逢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因此挑选了贝多芬作品《艾格蒙特》序曲与大家分享。此外，歌剧《茶花女》《威廉退尔》《鲁斯兰与柳德米拉》等序曲依次上演，《红旗颂》压轴，向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献礼。为提高公众防疫意识、宣传抗疫正能量，发挥泉州艺术文化事业重要参与者作用，泉州大剧院还借此次音乐会发起“寻找城市最美逆行者”公益作品征集活动。

郑小瑛是汉族客家人，1929年出生于福建省永定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位交响乐女指挥家，爱乐女乐团音乐总监和创办人之一，厦门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兼首席指挥，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原主任，中央歌剧院乐队原首席指挥，现任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艺术总监。作为世界闻名的艺术家，她的指挥风格多年来得到无数海内外粉丝的欢迎和赞赏，其边讲边演的表演形式被媒体誉为“郑小瑛模式”。她与众不同、独具特色的指挥风格，深深影响了国内外几代同行和广大观众。

郑小瑛六岁开始学习钢琴，14岁登台演出。1952年她23岁时，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作曲，并向苏联专家学习合唱指挥。1960至1963年为了深造，她去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并向苏联国家歌剧院指挥海金和莫斯科音乐剧院指挥依·波·拜因学习歌剧指挥。“文革”动乱结束，1978年开始，她经常担任国家重要演出活动指挥，并指挥演出了中外歌剧《护花神》《第一百个新娘》《茶花女》《夕鹤》《卡门》《费加罗的婚礼》《蝴蝶夫人》《魔笛》《波希米亚人》《塞维利亚理发师》等。

此后几年间，她与中央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中央歌剧院等十多个交响乐队合作，举行多场音乐会，并为国家教育电视台录制《乐海导游》30集，经常为青少年举办普及音乐会。1980年后，她成功地多次赴日、澳、美、意、芬、新、德、法、荷、比、英等地举行音乐会、参加国际艺术节、指挥歌剧或讲学，是第一位应邀在国外排演世界著名歌剧的中国指挥家，为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作出积极贡献。1981年获文化部直属文艺团体评比优秀指挥一等奖，1985年获法国文学艺术荣誉勋章，1995年，为庆祝世界第四届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创办中国第一支女子交响乐团。1997年获“全国老有所为”贡献奖。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和多项国际名人录都收录了她的传记。

郑小瑛觉得自己能够成长为一名女指挥家，和新中国社会风气的改变有很大关系：“我父母让我从小学钢琴是希望女儿成为一个有全面修养的淑女，而不是成为职业音乐家。解放后，我遇到一个男女平等的好时代，至少知识分子中没有人歧视学音乐的女性了。要知道，女指挥在全世界来说人数都不多，可以说是稀有动物。”郑小瑛认为相比之下自己的确幸运：“我热爱音乐，又碰到许多伯乐，我的领导们很重视我的才能，所以我能在音乐这条路上一直走下来，并取得一些成绩。”

郑小瑛永远记得，1961年夏天，周总理参加苏共二十二大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接见莫斯科中国留学生时的情景。周总理走到郑小瑛面前，停下脚步，问她：“你学的是什么专业？”郑小瑛回答：“歌剧和交响乐指挥。”周总理说：“女同志学指挥不容易，要努力啊。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把你们送出来学习不容易，希望你们努力学好本领，回国后为建设祖国多做贡献。”她没有忘记总理的嘱托，1964年，学成毕业的她毅然回到祖国，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决心为培养中国的音乐人才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

学成回国，正当她踌躇满志准备干一番事业，并成功执棒民族歌剧《阿依古丽》，想在人生黄金时期做出一番成就时，一场“文化大革命”冷酷地摧毁了她的音乐与人生之梦。

回忆起那个动乱年代，郑小瑛在80多岁时对友人遗憾地说：“那本来应当是我人生最好的十年，可是全部被毁了。”郑小瑛说她先被下放到38军接受“再教育”，后来到偏远的农场劳动改造，期间吃尽苦头，受尽折磨。“文革”中期的1972年，她从农场回京，从中央音乐学院调到当时的“样板团”中国京剧团，在一支中西合璧乐队担任指挥。当时演出的剧目不外乎就是《智取威虎山》《龙江颂》这样的样板戏，在选择剧目时谁也不能越雷池半步。“文革”十年，她有过无奈，有过彷徨，可是她没有绝望，更没想过放弃音乐。劳动改造过程中，她一方面从中国古典戏曲中吸收养分，一方面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这使得她在“文革”结束后，能迅速走上文艺舞台，重执交响乐队指挥棒，为党的文化事业发展尽自己的力量。

1978年，她与老同志一起，从废墟上重建起中央歌剧院，并担任首席指挥。那不仅是古典音乐的春天，也是整个中国文化获得复苏、赢得人们尊重和掌声的年代。此时的郑小瑛年过半百，可是她觉得身上有用不完的劲。她“急社会之所需，尽自己之所能”，开始带着乐队进校园，到学校普及交响乐歌剧知识。每次演出，她会在歌剧开演前做20分钟歌剧音乐讲座，她想补回失去的金子般的十年，利用一切机会，向大家传授自己掌握的交响乐歌剧知识。

就在郑小瑛为实现自己音乐梦想到处播撒交响乐歌剧知识的火种时，好景不长，港台流行音乐迅速侵占原本属于经典音乐的市场。郑小瑛不解地说：“人们越来越感到困惑，那些港台流行歌手一夜成名，唱一首歌可以挣几十万，而难度大得多的歌剧《茶花女》《卡门》的主演们，却只能得到可怜的几十元补贴。于是歌剧院的主演们纷纷开始‘走穴’，更有人改唱流行歌曲，或去为流行歌手伴奏，很多集体表演的剧团剧院陷入瘫痪状态。这种状况持续了有十几年之久。”

1989年，她和大提琴家司徒志文、小提琴家朱丽等女音乐家组建了“爱乐女”室内乐团。“也是碰巧，组成这支乐团的音乐家都是女性，并非刻意，”郑小瑛解释说，“这是一支完全由志愿者组织，非营利的民办团体，目的是向年轻一代介绍健康的中外经典音乐。”乐团成立后，先后共有70多位女艺术家自愿加盟。自1990年“三八”国际妇女节首演，她们利用业余时间演出300多场，其中，面向青少年和社会基层，带讲解的普及音乐会占2/3。她们曾经进入60多所大中学校演出，直接听众达20余万。当时，她们的演出完全是义务的，不收取任何费用，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

三

在上世纪90年代这样一个浮躁时代，郑小瑛们以她们对古典音乐的坚定信念和执著追求，努力播撒音乐种子，力求“阳春白雪，和者日众”，但是因为缺乏体制支撑，我国第一支志愿者乐团最终还是以解散告终。1997年的一天，她忽然接到来自厦门一位领导的电话，盛情邀请郑小瑛南下创建一个职业乐团，那将是我国第一家“公助民办”性质交响乐团。她有点犹豫，也有意前行，但是由于大病初愈，人生地不熟，心里还是顾虑重重。如果不去，这似乎是一个可以尝试按艺术规律建设乐团的机会，放弃又不甘心。经过再三考虑，郑小瑛下定决心，去厦门闯闯。

去厦门后，郑小瑛从来没有向邀请方提任何物质条件。建团之初，她和乐团成员一起，住在鼓浪屿经贸干校集体宿舍。由于是“民办”，在当时已有五六个现代化音乐厅的厦门，这个民办乐团还没有一个像样的立足之地。即使是这样，郑小瑛和同事们一天也没停步，他们每天坚持五个多小时排练，每个星期排出一套新节目。成员从一开始的30多人增加到70多人。郑小瑛和乐团成员们一起埋头苦干，辛勤耕耘，始终坚持“阳春白雪，和者日众”的音乐宗旨，希望经典音乐能被更多的观众所接受。

建团以来的十多年，他们演出近1200场，足迹遍及十多个国家、80多个城市，获得40多个荣誉奖项和好评，为厦门精神文明建设做出较大贡献。2005年末，76岁的郑小瑛在福建龙岩演出，身穿标志性白衬衫、黑外套的她大步流星从舞台左侧入场，还未登上指挥席，脚底一滑跌到场下，地板砸出一声响，所有人都被震得从椅子上站起来。郑小瑛被扶到台边，她把众人请回去，稳了片刻，登台指挥。开场前，她声音响亮宣布：“请大家放心，一场虚惊。”身姿依然挺拔，只是头发有些乱。那场一个小时的演出后，郑小瑛浑身疼了两个月。后来回忆起来，她乐得展眉大笑：“摔跤后我自己安静了一会儿，然后我活了！”

郑小瑛的坚强和吃苦耐劳或许是某种遗传基因。1929年9月27日她出生刚一落地，就是个九磅半的“大块头”女孩。父亲郑维和母亲温嗣瑛没有按照家族辈分排行给女儿取名，而是用父亲的姓和母亲的名。因为这是他们不顾反对、追求爱情的结晶。温嗣瑛出生于重庆一个穆斯林书香门第，上学时就不顾父母反对，到上海女子体育高等师范就读，是中国第一代女子体育教师。郑维则来自传教士家庭，是庚子赔款公费留美学生，跟孙中山儿子孙科和宋子文胞弟宋子良是同班同学。“我父母的爱情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所以我从小也没受到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郑小瑛回忆道。

从出生起，父母就在银行为郑小瑛存入教育专用款。那时候好莱坞童星秀兰·邓波儿正当红，郑小瑛看了她的电影特别着迷，就在家学她边唱歌边跳踢踏舞，母亲很赞赏，她想把女儿培养成新式名媛。父亲郑维则负责把郑小瑛练得更“皮实”：学习成绩一定要好，必须考第一，今年成绩必须比去年好。家里有体力活，也会叫上郑小瑛一起干。因此，郑小瑛不是养在深闺的姑娘，是个“大个子”女孩——她的脾性与个头相配。他们住在重庆，曾有时尚媒体以“民国大小姐”为主题，专门拍摄采访她。她说：“我不是大小姐，我是干活的！”

是的，郑小瑛就是个干活的，在她80多岁时，看起来浑身都是继续干下去的劲儿。事实上，近20年来，郑小瑛一直在跟癌症做抗争，2015年还查出复发了。人生不老的郑小瑛不是个“听话”病人，最烦有人天天在耳边唠叨小心身体，注意饮食。她吃剩菜、喝凉水、高盐高糖。她家平时不开伙，“光是看着别人做就觉得累”。每周保姆来一两次，顺便准备好够吃两三天的饭菜。“人都得走不是吗？没来之前，先去尽情活着就好了，还能干点事就去干。当那一刻来了，不要太痛苦就行。”她的所有活力皆来源于歌剧，她说她要把最后的热力花在这件事上。一个九十多岁仍在忙碌的老人，不知停下来是什么？业界多次试图为她卡住“最后一搏”的节点，但她心里想的每一次都是她“人生的最后一搏”。郑小瑛说她自己没有所谓何时止步的答案，她所想到的最浪漫的“结尾”，就是有一天倒在指挥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