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黎昔非（1902—1970）因为《独立评论》而与胡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黎昔非的人生可以划分为具有强烈反差的两个阶段：1902—1931年是其人生的上升阶段;1932—1970年（逝世）是其人生之下降阶段。1932年胡适的介入成为黎昔非人生的转折点，从此进入第二阶段。1932年黎昔非出于帮助胡适解除办理《独立评论》之困境而出任经理人，从此落入胡适之手，胡适出于私利及其与黄节的矛盾，而无情戕害黎昔非，超负荷的工作重担、勉强维持生计的微薄薪俸，多次辞职而不能，被困藩笼长达五年有余，被迫中断研究生学业，直接影响了黎昔非的后半生。直到1937年6月“七七事变”前夕，胡适鉴于时局形势，才同意黎昔非从《独立评论》辞职。不过，此时黎昔非的人生悲剧已然形成。

关键词：黎昔非;胡适;戕害;《独立评论》;黄节

中图分类号：K8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21）01-0118-12

作为一位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曾经做出过相当贡献而又被长期掩盖的历史人物，黎昔非展现于世人面前，始于2002年出版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① 一书。该书出版后的十多年间，黎昔非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据笔者粗略统计，以黎昔非为讨论主题或关键词的专题论文，有近40篇之多，其他以《独立评论》或胡适为研究对象而间接涉及黎昔非者，亦为数不少。除此而外，在该书出版之后的一些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也每有专门章节讨论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关系的内容②。可以说，经过学术界十多年的探索和揭秘，黎昔非作为一位曾经被长期埋没而今又被重新“发现”的历史人物，已经为人们所知晓。然而，黎昔非这桩历史公案的核心问题——“黎昔非与胡适的关系”， 尽管已有相关论著多有涉及，却并未能准确揭示其底蕴和实质，因此“黎昔非与胡适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中，依然存在诸多隐情和秘辛。本人不揣愚陋，参考学界十多年来的相关研究，围绕“黎昔非与胡适关系探秘”这一核心议题，撰此系列论文③，希望能够有助于进一步揭示黎昔非与胡适关系的真相，进而总结这桩历史公案中的经验和教训，重识黎昔非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和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贡献。

欲准确、客观、深入、全面揭示黎昔非与胡适的关系，必先从黎昔非的人生入手，方能认清其关系的意涵与性质。黎昔非，广东兴宁人，生于1902年5月31日（清光绪二十八年），1970年12月16日谢世，享年68岁。纵观黎昔非一生，可以划分为具有强烈反差的两个阶段：1902—1931年，是其人生上升阶段;1932—1970年，为其人生下降阶段。黎昔非人生两个阶段的划分，以1932年胡适的介入为转折点，自1932年胡适介入以后，黎昔非的人生便从上升的轨道跌入了下降的通道。

一、黎昔非人生的两个阶段

1902—1931年的29年，作为黎昔非人生的上升阶段，可大致划分为这样几个小的阶段：7岁至19岁（1909—1921）的12年中，黎昔非先后在家乡及周边村镇私塾、补习学校读书;20岁至24岁（1922—1926），黎昔非在梅州中学读书;1926年夏，黎昔非毕业于梅州中学，考入上海持志大学文史系;1929年转学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史系读书，1930年暑期毕业;1930年8月赴北平，在北京图书馆苦读，旋报考北京大学研究所;1931年春，录取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之文学研究生，师从黄节教授。1931年之前的这个时期作为黎昔非人生的上升阶段，主要体现在升学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

以言升学方面，具体表现为黎昔非克服重重困难，从闭塞落后的岭南山区升入全国顶尖的高等学府和专业。这个阶段为黎昔非先生的求学时期：7岁至19岁在本地旧式学校读书，20岁转入新制之中学，25岁升入大学，29岁考入北大研究所读研究生，当年国学门共录取研究生20人，黎昔非为文学研究者8人中的第一名。顯然，黎昔非在这22年中一直非常顺利，可谓步步高升，一帆风顺，跻身学者的康庄大道已然展现在他的面前。众所周知，当时的中国大学生和研究生均极少，顶尖大学的研究生更是凤毛麟角。人们不能不赞叹、钦羡黎昔非在这个阶段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他克服重重困难，付出极大艰辛所取得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黎昔非家乡的旧制教育极为落后，因此，从开始求学起，黎昔非所要克服的第一个困难，就是从旧式学校教育向新式学校教育的转变。这种新旧学制的衔接与转化困难极多，黎昔非多年以后回忆说：18年所学“总不外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纲鉴和唐宋古文而已，年年老一套”，“且都‘照本宣科”，“足迹所到之地，也非常狭小，以我家为圆心，东则止于下蓝，西则仅达大坪，南不过观音井，北未越罗冈圩一步。总之，至远没超过20华里。因此，对于国家、世界情形，以及科学知识，多属茫然！”在接受了18年的旧式教育之后，突然转入新制中学，“对一切科学都是茫然的，尤其是英、数更一无所知”，自属必然。面对着新旧学转变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黎昔非表现出不服输的精神，凭借着艰苦努力和聪明才智，他很快就“弯道超车”赶了上来。他回忆说：“幸这‘倔强而不避困难的性格在鼓励着……到了下期在全班50余人中，我的各科水平，除图音体外，都不会比‘优等者而或逊了。”④ “最初功课衔接不上，尤其是英文一科，真搞得焦头烂额，几半途而废，幸具一种坚毅性格，终战胜了困难。一个学期过去，除图音体较次外，其余各科都不在一般水平之下。”⑤ 第二，黎昔非出生于客家山区的贫困农家，因此，经济上的困顿，便成为他求学过程中需要克服的第二个困难。从上学开始，黎昔非便要一边读书一边帮忙家中农事，他多年以后回忆说：“每年二季收获期就要回家来帮助工作”，“家庭经济情况日见不好，眼看没有升中学的希望，致陷入苦闷的深渊”，“到了1921年，家庭偿清了被剥削多年的债务，第二年春，我父便叫我去入中学。”⑥ “我为什么到了那么大的年龄还能升中学呢？这由于我父身受过失学的痛苦，所以无论怎样都想让我读点书;其次，我在补习时，曾被教师认为是守纪律，又用功的一人，回到家，什么地方都不去玩，也不和人争吵什么，被上了年纪的人认为是难得有的。因此，也许认为如果不让去多读一些书，未免可惜。”⑦ 从中可知，黎昔非在迈出家乡前往梅州读中学，以及中学毕业之后前往上海读大学，都是在克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实现的，其间父亲黎如珣的支持起了关键作用。黎昔非回忆说：“一九二六年暑期临了，中学阶段快告结束了，升学就业的问题老是在心里斗争着，虽然眀知道家庭负担是很困难的，但我父亲相信我能‘刻苦自爱，终于允许我‘升学了。”⑧

然而，经济上的困难对于黎昔非的求学还是造成了极大影响，在上海升学过程中所遇到的挫折，包括未能报考交通大学，以及报考东南大学失利等，皆因受到旧制学校教育以及经济问题的困扰和掣肘所致。他后来回忆说：“本来，我打算考交大，因没赶及考期，便去南京投考东南大学本科，但因梅州理科的课本多是英文的，没及时请了教员，致进度不够，数理试题多没学习过的，结果失败”，“失败后，返回上海，想补习一年再考，但恐家庭不能负担，和我一同赴沪的同学看我闷闷不乐，就怂恿我去考一般大学。我想，要进一般普通大学就不如快些毕业，”“计算五个学期所修的学分已满一百二十个了，于是转学中公，满以为可提早一学期毕业，不料那教务主任以我转学来的，不能照原校同学同等看待，要我再修满三个学期，于是和他争论了一番，幸杨副校长亮功劝慰平息。”更加不幸的是，就在黎昔非大学毕业前夕，全力支持他读书的父亲去世，不仅给他以莫大的精神打击，经济上也因此更加困难。黎昔非后来回忆说：“一九三〇年暑期，我早盼望的‘毕业临了。家中也迫切地等待着帮助解决经济困难了”，但是，“因听说，北京学习空气浓，图书丰富，生活朴素，每月有十余元便可对付，如写点文章，是容易住下去的。”“以研究古代东西为主，暇则从事于创作。主意既定，便不管三七二十一，毅然只身到北京去，满以为专搞一二年，总能搞出一点东西来，便不难跻于教授、学者之列了。”⑨

再说学术研究方面。尽管黎昔非在求学过程中遇到了重重困难，但凭藉过人的才华和艰苦的努力，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是不断向上攀登，尤其是在学术研究方面，已然显示出超出常伦的才能，在进入北大研究生学业之前，他就已经做出了颇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从而为进一步深入的学术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黎昔非为何能够在重重困难之下，而稳步前行、渐臻其人生之佳境呢？这首先和他勤奋好学、坚苦自立的品格有着直接的关系。黎昔非从小即以勤奋好学而见誉于乡里，及至上大学以后依然如此，据他本人说：“我在大学时，生活很单调平凡，四年中连电影没看过几次。接触面也很狭小的”。大学毕业之后，这个优良传统未曾稍改：“我往北京时，正是蒋介石与冯阎相厮杀时候（1930年8月间）。我抱着你打你的仗，我读我的书的态度到了北京。在北大附近景山东街租了一间房子，每早八时就到北平图书馆（当时的名称）去，中午到附近小馆子吃饭，饭后又去，直到闭馆才回寓所”，“每晚不是整理笔记，就是阅读廿四史等。”天道酬勤，正是在长期积累、艰苦磨砺的基础上，黎昔非很早就有论文面世，在中国公学大学部三年级学生时代，即发表了研究《诗经》的论文——《〈采芑〉时代的质疑》（中国公学大学部《中国文学季刊》创刊号，1929年夏出版）。著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诗经》研究专家、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费振刚评论，此文的意义和功效，“在于它行文的紧密，逻辑的清晰，内、外证相结合，以史证诗的方法，以及从中折射出的黎先生严谨的学风和扎实的古典文化功底。”⑩ 著名先秦史、古文字学专家李学勤先生则认为，该文考证“可谓实事求是，方法完全是史学的。”{11} 次年，黎昔非又发表《唐以前的七言诗》一文（《中国文学季刊》第3号，又载于《中国公学大学部文理学院庚午级毕业纪念刊》，1930年5月印行），是为中国现代最早的七言诗探源研究论文之一。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专家、韩国全南大学教授徐宝余评论道：“黎先生此文实为探讨七言诗起源的近代开山之作，亦是对七言诗体发展做出系统描述的最早文章。”{12}北京师范大学的马鸿雁博士认为：“作为20世纪30年代的开端之作，此文促进了这一时期七言诗研究热潮的到来，此后学术界对七言诗的起源、演进以及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重视开来……这种对七言诗研究的重视和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都是和黎先生等民国学者的先期研究探索分不开的。”{13}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黎昔非后来的北大研究生导师黄节教授，就是中国古代诗学研究大家，因此，黎昔非这些早期研究成果，无疑为他后来成为黄节的入门弟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具备了跻身诗学研究专家乃至黄氏传人的充分条件。

从1932年开始，黎昔非进入其人生的第二个阶段（1932—1970），从高峰而跌落，此后一蹶不振，逐步下降、沉沦。黎昔非的人生道路之所以发生这个巨变，皆因遇到了胡适。虽然1929年进入中国公学大学部时，黎昔非就与胡适有了联系，但那只是间接的、泛泛的师生关系，1932年胡适邀请黎昔非担任《独立评论》经理人，二人才正式有了直接关系。从此黎昔非后半生的种种困顿和厄运便开始了，真可谓“只因‘师恩误平生”{14}！这个阶段作为黎昔非的人生下降阶段，主要体现于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研究生学业之丧失。黎昔非研究生学业之丧失，全系胡适一手造成。胡适为创办《独立评论》，急需找到一个“合适的经理人”，但经过几个月时间仍然没有着落，他的合伙人蒋廷黻为此也“正在发愁，因为独立周报预备在下下星期出版，第一期稿件已齐，却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经理人。”{15} 找不到“合适的经理人”，《独立评论》便无法开张。据黎昔非回忆说：“1932年4月间，战犯胡适拟办一杂志，派人送来一信，要我到他家谈谈。”当时胡适跟黎昔非说：“我们几个朋友打算办一种杂志，你可否替我帮忙一下，房子已经租好了，你可搬到那里去。”基于胡适的迫切恳求，也是出于多年的师生关系，淳朴厚道的黎昔非自然不能拒绝，遂答应了胡适的请求。

黎昔非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允诺竟断送了他自己的一生，从此他再也不能从《独立评论》脱身，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独立评论》停办才得以解脱，但其后半生跌落命运的深渊，却是再也无法改变了。此事于黎昔非之严重性，是他白白地丧失了研究生学业，于北京大学来说，则是流失了一位富有学术潜质的研究生！推源祸始，这一切皆是胡适一手造成。

其二，黎昔非毕生脱离他所热爱并具有较大优势的研究工作，而一辈子以担任中学教员维持生活。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独立评论》停办之后，黎昔非举家离开北平逃难回到故乡，从此在本县各中学担任教员，直到“文化大革命”又因为与《独立评论》的历史关系而被打成“三家村”反革命分子，受尽迫害和摧残而饮恨辞世。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早在1930年夏，黎昔非从中国公学毕业时，就已接到广东省“五华县中的聘书”，易言之，原本在1930年大学毕业后，黎昔非即可回到故乡担任中学教师。但彼时黎昔非强烈希望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于是克服经济上的困难和“家中也迫切地等待着帮助解决经济困难”的双重压力{16}，毅然前往北平求学。黎昔非的第一步计划本来已经顺利实现，因为他已如愿考取北大研究生，但最终却由于胡适的强迫而白白丧失了已经到手的研究生学业，7年之后仍然回到故乡担任中学教师。也就是说，黎昔非千方百计离开上海前往北平，在北平的7年（1930—1937）中，除完成了胡适所需要的任务——《独立评论》社务工作之外，自己的事业不仅一无所成，而且重新回到原点，回到7年前就可得到的家乡中学教师职位。1988年黎昔非的中国公学同班同学罗尔纲在接待黎昔非之子黎虎时，二人曾有这样一段问答：“罗老问我：‘你父亲为什么不主动与我们联系？我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不过他一向的脾气是不愿轻易去求人的。我的话音刚落，罗老立即激动地说：‘不是他求人的问题，而是胡先生求了他，欠了他的！”得知黎昔非后半生的经历和遭遇之后，罗尔纲不禁愤然说道：“‘这种工作不适合他，他的学问不是教中学用的。罗老又说：‘如果他不回老家，他现在跟我们是一样的。”“罗老一再问到先父有无遗稿留下，他想幫他整理出版。”当黎虎介绍自己所发现的黎昔非的一些遗作时，罗尔纲说：“那不是他主要的东西，他研究的问题和成果比这重要。他还应该有遗稿。”{17} 以罗尔纲对黎昔非学识、人品之深谙，他的遗憾绝非偶然，从罗尔纲的遗憾中，我们可以知道，黎昔非后半生的沉沦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又何尝不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个损失呢？

二、胡适的戕害与黎昔非人生的转向

胡适的介入，何以导致黎昔非的人生从高峰跌落，而进入后半生的下降阶段？个中原因完全在于胡适对黎昔非的无情戕害，这种戕害集中表现为，他一手迫使黎昔非白白丧失了研究生学业，黎昔非后半生的下降与沉沦，皆由此而起。

胡适对黎昔非之戕害行为，其为祸最大者，莫过于迫使他丧失北大研究生学业。1932年，胡适及其同仁为了办理《独立评论》，在经过几个月的时间都找不到“合适的经理人”的时候，便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学生黎昔非，他不惜屈尊“派人送来一函，要我到他家谈谈。”并对黎昔非说：“可否替我帮忙一下？”黎昔非作为在读的研究生，本不愿去就这种职位，或者顶多干个半年或一年，半工半读以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然而，当黎昔非出于师生之情答应了胡适的请求之后，完全没有料到，胡适旋即变脸，一再拒绝黎昔非的辞职请求，根本不是什么“帮忙一下”，而是一直“帮”到底，“帮”了五年多直至这份刊物终止之日，也就是说，“帮”到胡适的事情完结不再需要黎昔非的时候。此事于黎昔非而言，乃是人生中的巨大转折。胡适作为黎昔非所在学院和系的领导人，硬生生将自己主管下的一位在读研究生长期控制在其私人单位而迫使其脱离学业和学籍，客观地说，有违作为教师和教学行政负责人的职业操守和师德标准。

那么，胡适对黎昔非的戕害，有哪些具体表现呢？窃意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说明。

其一，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条件。胡适为《独立评论》经理人提供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可谓恶劣至极，黎昔非多年以后回忆说：“只数间空房，什么都没有，连喝水都不便，心里颇感不舒服。”{18}然而，在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下，黎昔非作为《独立评论》经理人，所承担的工作任务和压力却是超负荷的，胡适在纪念《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的总结中写道：“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青年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卷报，装封，打包，对住址。”{19} 知情人林钧南也曾回忆道：“创办初期，只有昔非办公，另有工友老宋……他是总其成的，包括财务、校对、发行等在内。”黎昔非在中国公学的同学、知情人罗尔纲回忆道：“他很忙，从来没有功夫去玩。”{20} 实际上，黎昔非除了“编辑”之外，还身兼多职，为《独立评论》“包办一切”。

在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下，承担着超负荷的工作任务和压力，对黎昔非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完全剥夺了黎昔非在工作之余进行研究，以完成自己的研究生论文的可能性。黎昔非在自传中写道：“本来，我打算只干他半年至一年，藉以维持生活，期完成自己的论文便罢了。没想到那种工作这么烦忙，有时忙到连报纸都要到夜深才得闲来看。”“这种杂志发行工作，最初我以为很简单，每天不用花几小时尽可对付，后来事实证明，它对于我的研究工作是有极大妨碍的。”显然，想要在这种工作环境和条件下兼顾研究生学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单是《独立评论》社的繁杂事务就已经迫使黎昔非必须全力以赴，怎么可能还有闲暇和精力去兼顾自己的学业呢？

其二，微薄的经济待遇。尽管黎昔非在《独立评论》社中一人身兼数职，除编辑之外“包办一切”，长年超负荷工作，并把《独立评论》经营得红红火火，发行量节节上升，经济状况日益良好，以致有了数千元的存款。但胡适给予黎昔非的薪资却极其微薄，最先是每月30元，两年后黎昔非结婚成家才增加了10元。黎昔非的同乡、中国公学同班同学，1933年在北平与黎昔非合作创办《昙华》文艺半月刊的丁白清，曾回忆当时黎昔非的境遇，他说：“我知道他当时很痛苦，又不敢走，薪水只三四十元，又不够用，我建议他：叫胡适介绍中学教员，教书兼职，他始终都不愿这样做。”{21}由此可见，黎昔非在进入《独立评论》不过半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其精神状态就已经达到“很痛苦”的地步了。但是，这种痛苦的日子才刚刚开始，还将进一步加重，并延续到1937年8月才算告一段落。黎昔非的夫人何昕回忆那段时光，曾经说过：“需要省吃俭用”才能维持生活{22};何昕还说：黎昔非的工资是“由胡先生酌定”的{23}。30—40元是当时北平工人和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胡适聘罗尔纲任家庭教师，每月工资80—100元，而后到胡家工作的章希吕，每月的收入也有80元。章希吕1935年5月再度从南方来住胡家，5月24日日记中记载胡适给他送钱时的一段互动：“（胡）适兄送钱来，我因在此帮他做的事不多……适兄意思很好，以吾负担太重，四十元决不够用，彼此何必客气。”胡适居然心疼章希吕每月40元“决不够用”，可见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不知道黎昔非数年以此维持一家人生活是否够不够用吧？尽管后期《独立评论》的经济状况日益优胜，有数千元存款，但是黎昔非的工资并未水涨船高，依然故我。也就是说，在整个《独立评论》工作期间，胡适是将黎昔非置于仅能勉强维持生存而不至于流落街头的贫困状态之中的。因此，黎昔非在自传中谈到一再辞职而不获批准的原因时，除了指出主要是胡适“都以不易找到相当接替的人而被留住了！”同时也提到“终于为生活所关而未果”这样一个原因，何以这会成为一个原因呢？这实际上还是胡适造成的结果，数年来极度繁重的工作任务之下，而仅能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漫长岁月，已然耗尽了黎昔非的精力。

其三，不许辞职。尽管待遇如此恶劣，工资如此微薄，而工作却又如此长年超负荷运行，然而更令黎昔非苦恼的，还是这种工作“极大地”妨碍了他完成论文，从而影响了他的研究生学业。因此，黎昔非曾一再向胡适提出辞职的请求，但是均被胡适拒绝。黎昔非在自传中写道：“我曾几次拟辞而未果。”{24} “再三推却，都以不易找到相当接替的人而被留住了！”“没想到一再推辭，直到北京沦陷前夕都还没和它完全绝了关系。”{25} 那么，黎昔非在《自传》所说的这些，是否是历史的“实录”呢？我们可以从沈从文致胡适的一封信中找到证据，1937年5月23日，沈从文曾致信胡适，该信的主要内容就是谈黎昔非的问题，略云：

适之先生：

听说您已从南边回来，还不能来看您……

黎昔非先生到我这里，说他“在《独立评论》做了五年事，得适之先生信托，谨慎小心做去，幸支持到如今，刊物有了头绪，可是个人若如此下去，实在有点可怕。原因是杂事太多、太琐碎，自己除每日注意刊物外，一本书也不能读，想谋进步无从得到进步。长此下去，不知如何是好。想起来北平的目的，未免惭愧。看看吴晗、罗尔纲诸同学在学业方面的进步，自己不想办法不是事”。这人老实处，适之先生五年来必看得出，他很希望您帮助他一下，给他一个机会，把《独立评论》事务放下，让他到个学术机关里去做个小事，薪水即或不多，至少在工作上有意义点，且可以多学点要学的东西。或者有机会离开北平去教中学国文也成。因为不能作学术上研究，还可多接近点人生，将来或者走创作路。这人痛苦想来胡先生也明白，不知是不是肯帮他个忙，尽他从前的工作上试试。我觉得他若这样混下去也极可惜，可怜，但又无力帮他的忙。

专此敬颂安好。

从文敬启

五月廿三{26}

可见，在经理《独立评论》的五年中，黎昔非“除每日注意刊物外，一本书也不能读，想谋进步无从得到进步”，从而耽误自己的全部学业和学术研究。在“一再推辞”而不获批准的情况下，黎昔非实在没有办法，这才求助于沈从文，希望通过沈从文的劝说，能够让胡适同意他“把《独立评论》事务放下”，“到个学术机关里去做个小事”，甚至是让他离开北平，“去教中学国文也成”。我们注意到，黎昔非竟然宁可离开北平，到中学做教员，也希望能够离开《独立评论》社。若非《独立评论》社的工作令他“痛苦”到极点、让他感到“可怕”，黎昔非怎么可能产生如此想法？沈从文的这封信，不仅直接透露出黎昔非欲从《独立评论》繁杂事务工作中脱身，以从事学术研究的想法，还可以从中看出沈从文对黎昔非的境遇深表同情，“觉得他若这样混下去也极可惜，可怜，但又无力帮他的忙”，因此这才特意致信胡适，希望胡适能够体谅黎昔非的“痛苦”，并且“帮助他一下，给他一个机会”。

如所周知，胡适不仅是黎昔非中国公学时期的校长、老师，而且这时又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继续成为黎昔非的“顶头上司”和老师。黎昔非的生杀予夺之权，完全操诸胡适之手，黎昔非是跳不出如来佛掌心的，不论学业还是就业，均逃不出他的掌控。与黎昔非同时被录取为“文学者”8人中，有一位商鸿逵，师从刘半农，商鸿逵“与半农先生访问赛金花，预支星云堂书店的钱，于是将釆访所得写成《赛金花本事》”，于是“北京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胡适认为研究生不该为妓女立传，要处分商鸿逵，商作了检讨才罢。”1934年7月14日刘半农病逝，其后由胡适安排，商鸿逵转从孟森（号心史）读清史{27}。商鸿逵与导师刘半农一起调查并写作《赛金花本事》，胡适认为研究生不应该做这种工作，可是他却让研究生黎昔非脱离学术研究而为他本人“打黑工”五年有余却心安理得，这就是胡适的双重标准。胡适掌控当时北大文学研究院之权力，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利用他所处的强势地位，不仅让其学生黎昔非一再请辞的努力均归于零，而且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牢牢地将其掌控于手中，从而迫使黎昔非白白丧失了研究生学业。胡适将一位在读研究生拉去“打黑工”五年有余，一直不许他辞职，意味着北大经过严格考试而录取的研究生平白无故少了一个，黎昔非的身份实际上也被从北大研究生强制转变成社会上的“求职者”和“雇员”。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当时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而黎昔非恰在这个学院读二年级研究生。很显然，经理人的工作乃是与研究生学业格格不入的、与学术研究完全不同的事务性工作。作为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为了一己事业需要，而迫使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研究生从事这种与研究生学业毫无关系、严重影响学业的事务性工作，是与他的职责和职业道德大相违谬的行为。

三、胡适戕害黎昔非的主观故意性

胡适上述施加于黎昔非的种种行径，究竟是无心之过，还是故意为之？其主观故意性如何？让我们看一看1930年黎昔非在中国公学毕业时，胡适为这届毕业生所写的贺词，便可找到正确答案。

黎昔非这届同学毕业时，出版了《中国公学大学部文理学院庚午级毕业纪念刊》，请校长胡适题写了刊名，同时在纪念刊上发表了对即将毕业的同学所作的临别 《赠言》{28}。胡适在这份《赠言》中语重心长地谆谆告诫黎昔非等毕业同学说：

诸位毕业同学：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易卜生说：你的最大责任是把你這块材料铸造成器。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

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着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29}

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临别赠言啊！对于即将走向社会的学子充满爱抚的期望和叮咛，拳拳之忱溢于言表，一副多么慈祥而又殷殷期盼的前辈和师长的形象展现于世人面前！不论当时的听众还是后人，在听到或看到之后，都不能不为之动容！也许黎昔非就是带着他所尊敬的校长、老师——胡适的这些金玉良言，排难克阻奔赴北平，废寝忘食地在北京图书馆苦读，而终于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的研究生。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仅仅两年之后，胡适却把自己的这些肺腑之言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亲手把黎昔非这个中国公学“母校”毕业的学子从北大研究生队伍中拽了出来，让他“抛弃学问”，不让他“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不让他“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从而不让他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黎昔非就读于北大研究所研究生，不正是按照校长、老师胡适的期望而“不要抛弃学问”的行动吗？不正是要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的做法吗？这不正是黎昔非当年毕业时，校长胡适所殷殷期盼的吗？胡适对于这样一位践行并很好地兑现了他的“赠言”的学生，为何如此狠下毒手，生生剥夺他的研究生学业而在所不惜呢？

还必须强调指出，黎昔非是当年中国公学毕业生中唯一考上研究生的，一般来说，作为校长、老师的胡适应该格外予以关心、呵护才是正常的吧？然而事实却是：当黎昔非进入《独立评论》之后，发现完全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可以“藉以维持生活，期完成自己的论文”，因为“没想到那种工作这么烦忙，有时忙到连报纸都要到夜深才得闲来看”，痛感《独立评论》这种工作“对于我的研究工作是有极大妨碍的”，于是一再提出辞职，然而均被胡适拒绝，也就是说，胡适原先为了让黎昔非同意他的请求而许诺的“帮忙一下”，变成了无底洞，一旦进去就不得脱身，一直为他打了五年有余的黑工，从而令黎昔非“很痛苦，又不敢走”。更重要的是，这五年有余的时间正是黎昔非需要为自己的研究工作、为后半生的前途奠定基础的黄金时期，就这样硬生生地被胡适剥夺了。胡适在《赠言》中不是告诫黎昔非等毕业生“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時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他不是警告毕业生们，如果不抓紧时间进行研究工作，“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那么，胡适难道不知道这“三年五年”对于黎昔非来说是多么重要吗？显然，胡适是完全“忘记了”自己说过的那些金玉良言了。而且还应当指出，胡适的这个预言是完全应验了，“三年五年”之后，黎昔非的同班同学罗尔纲，中国公学本科毕业之后并没有读研究生，而是在胡适提供的种种优越条件下，从而成为了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并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聘为研究人员;黎昔非的另一位中国公学低班同学吴晗，也在胡适的大力帮助下，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读本科三年级，“三年五年”之后，也成了明史专家，并被云南大学聘为教授。在胡适的亲自操作之下，黎昔非果然“被后进少年淘汰掉”了，在他们三位同学中由先进而变为落伍者了。

胡适在《赠言》最后，以极具警示性的语言告诫毕业生们说：“再会了！你们的母校眼睁睁地要看着你们十年之后成什么器。”胡适《赠言》之后的第十年是1940年，也就是黎昔非从中国公学毕业之后的第十年，这时胡适看到的是：他的三位学生中，罗尔纲和吴晗都已经分别是太平天国史专家和明史专家，分别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研究员和西南联合大学的教授，而黎昔非则回到老家，正在为拿到本来早就可以拿到的中学教师的聘书、勉强维持生存而苦苦挣扎。中国公学这个“母校眼睁睁地”看到了他们三位1930年的毕业生在“十年之后成什么器”了！

至此，人们不难看到，几乎一切都在按照胡适的预言演进着，作为践行并成功兑现了胡适《赠言》的黎昔非，却是在胡适的亲自操作下，被硬生生地从北大研究生队伍中拽了出来，让他本来已经得到的“做学问”的机会得而复失，让他“年富力强的时候”就“抛弃了学问”，让他在“三年五年之后”，就“被后进少年淘汰掉”了，让他“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让黎昔非1930年中国公学毕业后到了北平的七年时间之后又回到原点——故乡的中学教师，让胡适看到了十年之后他的学生们“成什么器”了。一言以蔽之，胡适“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的预言，在黎昔非身上果然应验，不过，黎昔非人生悲剧的始作俑者，却正是胡适自己，是胡适亲手“毁了”黎昔非的一生！而且很明显，胡适对待黎昔非的上述种种行径，都是在极其明晰、清醒的思维支配下进行的，并非昏头昏脑状态下的一时糊涂之举。行文至此，胡适如此戕害黎昔非，究竟是一时的无心之过，还是别有用心的故意为之？相信读者已不难做出判断了。

四、首次披露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关系的真相

1935年5月《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时，出版了“三周年纪念特大号”，胡适写了《又大一岁了》，以庆祝《独立评论》创刊三周年并做了三年的总结。在这篇文章中，胡适首次披露了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关系，写道：

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青年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卷报，装封，打包，对住址。还有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章希吕先生，他们帮我做最后一次的校对，也都是这孩子应该十分感谢的。{30}

黎昔非从1932年4月《独立评论》筹备之初即进入该社并担任“经理人”，负责以“发行所”为名义除编辑之外“包办一切”的全部社务工作，不仅使“大忙人”胡适得以实行“无为政治”，从容编辑《独立评论》，而且由于经理人黎昔非和编辑胡适两人的“通力合作”{31}，从而把《独立评论》办得风生水起，一年多就达到经济上独立并有了盈余，刊物声誉鹊起、影响日隆。胡适及其编辑同仁，一个个经由这个刊物而跻身文化明星、政治显贵之列，而黎昔非却一直被“隐姓埋名”，外界根本不知道《独立评论》幕后还有这么一位“无名英雄”。在进入《独立评论》之前，黎昔非的名字曾多次出现在胡适日记中，进入《独立评论》之后，黎昔非的名字就从胡适的一切文字中彻底消失，而且翻遍《独立评论》也找不到黎昔非的片言只字，犹如从人间蒸发。三年后的今天，胡适突然在这么醒目的位置上披露了隐藏长达三年之久的一位关键人物——黎昔非，个中原因何在？

有学者分析道：“一方面是胡适一直找不到‘相当接替的人，另一方面是黎昔非又辞意坚决，因此对于胡适来说只有留住黎昔非一个办法。于是便需要加以安抚，以求稳住他。这是胡适的权宜之计，应急措施，并不是什么‘深怀感谢之忱的。”{32} 这个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黎昔非早在进入《独立评论》之初，即发现胡适给他提供的是十分恶劣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更重要的是如此超负荷的工作，对于他的学业来说是“有极大妨碍”的，从而感到“很痛苦”，所以很早就提出了辞职的请求，却一再遭胡适拒绝。显然，胡适并非需要到三周年时才“加以安抚，以求稳住他”。因此，即便存在“安抚”“稳住”黎昔非这个理由，但这仍然不是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

对于这个问题，必须将之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审视，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1935年1月24日黎昔非的研究生导师黄节教授的辞世，乃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黄节1月去世，胡适5月披露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关系，这两件事情之间，表面看似乎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首先加以探讨：一是为什么在此之前的三年中，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关系完全被屏蔽？二是为什么这个时候又突然把他公开出来？其实这两个问题都与同一件事情有关，那就是黎昔非就读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导师黄节于1935年1月的辞世。

黄节（1873—1935），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别署晦翁、蒹葭楼主，广东顺德人。我国进步报业的开创人之一，早年鼓吹反清、强国、反帝爱国革命思想，辛亥革命后随着对现实的失望，不再参与政治、新闻舆论工作，专心致力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1917年后，黄节任教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专授中国诗学，集诗学研究家與诗人于一身，学界视其为一代宗师。黄节“生平以诗为教，盖将以正民志，立国本。”{33} 其在北京大学“倡文言，讲旧诗，写旧诗，集旧书，对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不以为然。对陈独秀、胡适等提倡新文学，甚为不满，对白话文尤为反对。”{34} 在当时的北京大学，胡适属于新派，黄节属于旧派，二者为人、品性与学术均大相径庭。尽管其时胡适大权在握，黄节则在权力中心之外，但黄节根本瞧不上胡适，“迎面走过，昂首阔步”“视而不见”{35}。试想，黄节在世时，胡适敢于公然把“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青年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卷报，装封，打包，对住址”，诸如此类极度繁杂的工作场景，公开展示给黄节看吗？他能够让黄节知道由于他的学生在胡适手下被超负荷奴役，而换来胡适“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的惬意与自得吗？而到了1935年的1月，黎昔非的导师黄节逝世，胡适就完全没有这些顾忌了！因为这时公开黎昔非在《独立评论》社“打黑工”的内幕，黄节已经不可能知道了，就是对当事人黎昔非而言，也已经莫可奈何了，因为大局已定，无可挽回！也就是说，北京大学当年通过严格考试录取的这名研究生，至此已经被胡适彻底改变了属性，从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变成了胡适手下的一个“打工仔”了，此时的黎昔非已经完全转变了身份，从北京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变成了胡适手下的一个雇佣。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人会出面质疑胡适的这种行径了。

这就是为何我们要说1935年1月黄节去世是整个事情的拐点的原因所在。因为当黄节还在世的时候，公开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关系，尤其是强迫黎昔非做与研究工作毫无关系的事务性杂役这种黑心事，胡适显然还是有所忌惮的。因为胡适当时毕竟身为文学院院长、中文系主任，竟然将自己管辖之下的研究生拿来为自己服务、打黑工，如此之举，作为“爱惜羽毛”的胡适不可能不有所顾忌，因为这对于他在外界一贯以光鲜示人的形象是有所损害的，特别是对于一向不以胡适为然的黄节，胡适当然更是要有所顾忌的。如今黄节已经作古，胡适终于松了一口气，觉得已经不必再隐瞒了，于是便借《独立评论》创办三周年纪念的时机把“雪藏”了三年之久的黎昔非公之于世。因为在一切可以安然无虞的情况下，适时地公开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关系，给黎昔非戴上一顶廉价的高帽子以稳住他、以安抚之，可谓一举两得、稳赚不赔的买卖，聪明绝顶如胡适者，又何乐而不为呢？

对于胡适在《独立评论》办刊三周年纪念中给予黎昔非的这番安抚之词，有的学者给予了正面的肯定，或曰：“当年昔非先生为《独立评论》确是尽心尽力，备尝辛劳。而胡适先生则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而深怀感谢之忱。”{36} 或曰：“胡适在纪念《独立评论》三周年的时候，曾满怀感激地说”{37} 云云。但实际上，这篇廉价“褒扬”文字的后面，却隐藏着诸多的“猫腻”！且让我们揭开胡适所耍弄的这些小把戏！

胡适所耍弄的小把戏之一，是玩弄“无头案”伎俩。与20世纪前叶的书刊通常在扉页或其他适当地方印出经理人、发行人或校对者姓名的惯例不同，翻遍1935年5月之前的《独立评论》，根本找不到“黎昔非”三个字，仅此即可表明，黎昔非在胡适手下打了三年名副其实的“黑工”。正是胡适本人把黎昔非“忘记了”整整三年，突然之间他却告诫世人“不要忘记了”黎昔非，可谓地地道道的“此地无银三百两”！黎昔非的名字以及他与《独立评论》的关系，在办刊三年之后首次出现在《独立评论》三周年的“特大号”，并置于头条的社评之中，尽管那段关于黎昔非的文字长达170余言，其中也不乏褒词，但是我们注意到，胡适在这里并没有片言只字向读者介绍一下黎昔非其人，诸如：黎昔非原来是做什么的？他是怎么来到《独立评论》社工作的？他与胡适是什么样的关系？等等，诸如此类都应该是最起码的、必要的介绍，然而，胡适却一个字也没有提，因此人们从上述胡适的文字中，根本不清楚这位黎昔非究竟是何许人也？黎昔非一直默默无闻地为《独立评论》打工，充当“幕后英雄”，世人根本不知道他的来龙去脉，向读者介绍一下黎昔非究竟是个什么人，这是最起码的行文逻辑，一贯妙笔生花的胡适，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留下这么多“空白”和“悬疑”呢？何以写得如此含糊不清，以至于让黎昔非显得如此虚无缥缈而来无影去无踪？因此，在纪念创刊三周年的时候，突然冒出这么一个人来，真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读者必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仅如此，就连几十年来从事《独立评论》研究的专家学者都不知道黎昔非其人其事，更遑论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关系了。

然而，这正是胡适所需要的“效果”，可谓胡适有意玩弄“无头案”文字的大手笔！因为胡适压根儿就不想让世人真正了解黎昔非，更不想让世人了解黎昔非与自己以及《独立评论》关系的真相与底细。何以然？因为胡适当时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而黎昔非正是其管辖下的一名在读研究生，这样一个人居然消失三年之久，而且被他强迫过来承担与学术研究毫无关系、一个普通职员就可以做的事务性杂役，更何况这名研究生还是学界泰斗黄节的入门弟子。精明过人的胡适，怎么可能自爆黑幕与丑闻于天下呢？！所以，读者不知道黎昔非何许人也，正是胡适所要达到的最佳效果。当时的读者看了胡适这篇文字之后，对于黎昔非固然不知何许人，后世的读者自然就更加不知一二了，即使看到了《独立评论》三周年上的“黎昔非”三字，也绝对不会知道他是何许人也，这就为日后将黎昔非排除于《独立评论》之外，甚至张冠李戴地将黎昔非的功劳和贡献都算在了他人或胡适自己身上埋下了伏笔。无怪乎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那么多的《独立评论》和胡适问题的研究专家，长期以来都不知道黎昔非其人，更不知道黎昔非为《独立评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更不用说广大的普通读者了！

胡适所耍弄的小把戏之二，是隐瞒真相，蒙骗世人。对于一般不了解内情的人来说，看了胡适上面这些文字，特别是他给黎昔非所戴上的“忠心的看护妇”高帽子，必定会感觉黎昔非不过是一个在社会上兢兢业业、实心实意谋生的普通职员;对于一些知道内情的人来说，则可能会觉得黎昔非是心甘情愿放弃研究生学业而为胡适效劳的。然而，事情的真相却是：由于这些繁琐、沉重的事务性工作，以及仅能勉强维持生存的微薄薪资，无不严重影响了黎昔非半工半读以完成研究生学业的初衷，于是三年之中黎昔非一再提出辞职，但均遭胡适拒绝，因此他是在心情十分“痛苦”中煎熬了三年。胡适的机巧在于，不吝甜言蜜语和廉价的高帽子，一方面向世人隐瞒了事情的真相，继续欺骗世人，另一方面则让黎昔非继续像前三年那样为胡适付出，为胡适牺牲自己的一切，更何况如今黄节已经去世，你黎昔非就别再做什么研究生梦了。显然，这对于胡适来说，既保住了他的“清名”，又得到了非分之实利，可谓一举而两得。

由此可见，胡适给黎昔非戴上“忠心的看护妇”的帽子，目的绝不单纯，而是别有用心。事实上，黎昔非误入《独立评论》社不久，即发现自己试图在《独立评论》社中半工半读的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于是三年来，辞职与不许辞职之间的矛盾冲突，贯穿了全过程。所谓“忠心的看护妇”这顶帽子，纯系胡适刻意炮制和精心编造出来的骗人把戏，目的则是为了掩盖历史真相、蒙骗世人。胡适之所以炮制这顶帽子戴在黎昔非头上，一则为了欺骗世人，同时让一些知情人误以为黎昔非之所以从北大研究生“转变”为胡适的雇佣，完全是出于黎昔非的自觉自愿;二则向黎昔非进一步施加压力，将紧箍咒在他的头上戴得更牢，不要再生什么辞职之类的念头了，死心塌地为胡适卖命打工。

胡适所耍弄的小把戏之三，是“内外有别”，制造混乱。胡适在纪念三周年的文章中说完黎昔非的事情之后，紧接着又说：“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章希吕先生，他们帮我做最后一次的校对，也都是这孩子应该十分感谢的。”{38} 细细揣摩这几句话，相信读者一定会品出其中的别样滋味！我们注意到了，胡适对这三人的介绍是完全不同的，对于罗尔纲和章希吕均冠以“我的朋友”这样的形容词，对于黎昔非则直呼其名。显然，罗、章二人和黎昔非与胡适的关系是不同的，一内一外、一亲一疏，迥然有别。如所周知，如果一个人在当时被胡适加封为“我的朋友”，其身价瞬时倍增，等于拿到了一张通往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因此，在这里胡适对他们的不同称呼，实际上表明黎昔非不过是胡适从社会上聘请来的一位普通雇员，而罗、章二人则是胡适圈子内的人士，两者与胡适关系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至于胡适说到的罗、章两位先生所承担与《独立评论》有关的工作，其中有很多夸大其辞，甚至是虚假不实的内容。据考，罗尔纲是1934年3月再入胡家的，据他自己说：“没有什么工作给我做，只叫我自己看书”，“叫我每天到北平图书馆去看书”，同年10月，胡适则应罗尔纲的要求而安排他为北大考古室助理{39}。再看章希吕，从他本人的日记{40}可知，1935年5月第二次来到胡适家中时，章希吕的主要工作是给胡适当“秘书”，也就是说，罗、章两人是在各有自己的主要工作之外，也曾帮助做了一些胡适自己应当承担的“末校”工作。由此可见，罗、章二位所涉及的《独立评论》工作，与专职的《独立评论》经理人黎昔非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是出于私人关系而帮助胡适做了一些胡适分内的工作而已，与黎昔非所负担的《独立评论》经理人工作，不论在性质上还是负担轻重上，都是迥然有别、相差悬殊的。如今胡适将这两种性质不同、负担轻重有天壤之别的工作扯在一起，不仅直接混淆并搅乱人们对于《独立评论》社务工作的了解和认识，而且其心可诛的是，胡适这么做的不厚道之处，更在于为其将来进一步把《独立评论》的社务工作人为地排除于外，从而彻底掩藏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关系埋下了伏笔，其心可诛。顺便提一笔，当胡适在写《又大一岁了》的时候，章希吕刚刚进入胡家，因此他究竟做了几次“末校”实在是令人怀疑的。

因此，尽管胡适在那里虚伪地畅谈这位“忠心的看护妇”工作如何辛苦，负担如何沉重，令他这个“大忙人”在三年中仅到过《独立评论》社一次，可以实行“无为政治”，可谓好话说尽！然而，这些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虚伪之词，因为胡适在“好话”说尽的同时，并未采取一丝一毫的实际行动来减轻黎昔非的负担，更没有由他“酌定”而将黎昔非微薄的薪资增加一分一厘。所以，这是一篇地地道道的、廉价的、欺世盗名的官样文章。

五、1937年6月胡适终于放走黎昔非的原因

一直拖延五年多，到1937年6月，胡适终于答应放黎昔非一条生路，给黎昔非介绍任职北京大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第一，这是在黎昔非忍无可忍、向胡适提出“最后通牒”式严重抗议之后，胡适才不得已而为之的。由于胡适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各种托词拒绝黎昔非辞职的要求，一直拖延了五年之久，耽误了黎昔非的研究生学业和学术研究，黎昔非在自传中写道：“到了1937年春，我即向胡适表示暑期以后决不再干了。”一贯为人低调、谦退的黎昔非，居然敢向胡适发出如此强硬的“最后通牒”，如果不是胡适多年的无赖行径所逼，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于是，胡适不得不应付一下黎昔非，据黎昔非多年以后回忆说：“等到暑期将近时，一天我到他家里，他说：‘北大研究所要一个人去搞金石之类的工作，你愿意去试试否？”“可是，待我表示愿意时，他却提出了条件：‘那么，你先拿篇论文，最近写的来。不日，研究所就要开会研究下期的工作。添聘人员要在会上讨论通过。他们不了解你，所以要拿篇论文给他们看看。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花样，因为，那时他在他们一群中，他说一句就算一句，说两句就是一双的。只是他原想做个‘空人情的，他估计我在那几年中没有写什么论文的;有吧，不过是些小说之类的东西，想藉此来拒绝我向他要求介绍工作的。第二天，我把一篇读诗杂记——《从‘其军三单说到古代兵农之分》——交給他。约过了一星期，他对我说：在研究所的行政会议上已通过下期聘任你了。”

如果说别人不知道黎昔非有没有时间写论文的话，胡适应当是最清楚的，因为在连续五年超负荷的工作条件下，黎昔非怎么可能拿得出论文，而且是“最近写的”论文呢？如果说别人不了解胡适的话，那么，黎昔非是最了解他的，“那时他在他们一群中，他说一句就算一句，说两句就是一双的。”胡适之所以搞这种突然袭击，正是由于“他估计我在那几年中没有写什么论文的;有吧，不过是些小说之类的东西，想藉此来拒绝我向他要求介绍工作的。”面对一位为了胡适的事业而尽心竭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耽误了五年的宝贵时间、牺牲了研究生学业、葬送了美好的前程，而且这个人还是自己的学生，居然如此玩弄“花样”，企图以“空人情”虚与委蛇，就以这种虚情假意来加以回报，其心肠之冷酷着实令人震惊！罗尔纲曾经对黎昔非之子黎虎追述当年胡适作出的许诺，说：“本来胡先生的意思是让你父亲进一步深造，搞研究。但因《独立评论》需要人，因此只得请他帮忙，当时说定：帮完这个忙之后，就让他回来搞研究的。”{41} 显然，胡适为了让黎昔非答应就职《独立评论》时曾经做过许诺，然而当他达到自己的目的之后，却是以这种态度来“兑现”其承诺的。

第二，这个职位罗尔纲早在三年前就已担任，因此，这是将黎昔非安排给罗尔纲做帮工。北京大学研究所下面有一个文科研究所，所长由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据罗尔纲回忆，1934年2月他从广西再来胡适家之后，“没有什么工作给我做，只叫我自己看书”，“我就请适之师给我介绍一件事做。”于是，胡适介绍罗尔纲到这个研究所的考古室工作，“职位是助理，月薪60元。问我是否愿意干。我想了一下，觉得这是一件研究工作，不应计较职位的低下，月薪的微薄，就很喜欢的答应去干。”{42} “我在北大考古室，做了两年，还是助理。因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升迁，向例是少有的。所中同事们往往做了六七年未迁一阶，所以我自然也同样的待遇。但朋友们在别个机关，却年年升转，他们都为我着急。”{43} “后来适之师给我决定，北大把我升为助教，加薪20元，考古室添助理一人，书记一人，帮助我工作。”{44} 也就是说，1937年6月胡适给黎昔非所安排的这一工作，是三年前胡适给罗尔纲介绍的同一单位、同一工作。三年前的罗尔纲，作为一个本科毕业生就能得到这个工作岗位，而黎昔非作为北大研究生，在《独立评论》为胡适卖命五年之后，所得到的仍然是这个工作岗位;当年胡适并没有要求罗尔纲先提交论文，而且还要“最近”写的，作为北大研究生的黎昔非无条件为胡适效劳且“很忙，从来没有功夫去玩”却要提交“最近”写的论文。三年后的罗尔纲，在工作两年之后已经晋升为助教，而且加薪20元，月薪已达80元，而黎昔非的职位则为在助教罗尔纲之下的助理，仍然得从月薪60元做起。当然，这个被罗尔纲视为“微薄”的“月薪”，对于黎昔非来说已经大为提高了，比《独立评论》的月薪40元提高了50%。也就是说，黎昔非的研究生学历不仅没有任何作用，而且比本科生还不如;黎昔非为胡适打工五年有余，也没有任何意义，还得从三年前罗尔纲的起点那里开始。按照胡适对于考古室的规划，提升罗尔纲为助教之后，“添助理一人，书记一人”，以“帮助”罗尔纲“工作”{45}。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七七事变”导致这一计划告吹的话，黎昔非进入考古室之后，肯定是给罗尔纲打下手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黎昔非和罗尔纲大学毕业之后，1931年黎昔非考入北大读研究生，走在了罗尔纲的前面，1932年胡适介入之后，两人的差距就逐渐被颠倒过来了，黎昔非已大大落后于罗尔纲了。也就是说，黎昔非为胡适卖命五年多的巨大付出以及由此所耽误的一切后果，完全由黎昔非自己“买单”，而胡适却不必为此负任何之责。

或以为，黎昔非为《独立评论》牺牲了五年多的黄金岁月之后，胡适于1937年夏介绍他到北大考古室当助理就已经弥补了他的损失，以实际行动回报了黎昔非的付出了。这种看法显非公平之论。实际上，胡适于1937年夏介绍黎昔非到北大考古室担任助理，即使不被“七七事变”搅黄，也只不过是回报了黎昔非所付出的极小一部分，黎昔非研究生学业及五年多研究工作机会的丧失，从而导致他日后沦为中学教员，乃至“失业”的情况，都是胡适一手造成的后果，这一后果理应由胡适“买单”才公平合理，而不能完全由黎昔非个人承担。因此，再到后来1944—1945年，黎昔非要求胡适给他介绍具有研究条件的研究单位，或请求他“赐示几行，俾持以请发修业证明”，这些都是胡适责无旁贷而必须做的，并非可做可不做的事情。然而，胡适却一概加以拒绝，甚至对于此种“关系于生非常重要”的举手之劳，胡适也是冷酷无情地断然拒绝，在胡适看来，过去他所欠黎昔非的人情于1937年夏介绍北大考古室助理的时候已经还清，他并不亏欠黎昔非。实则大谬不然，胡适在1937年夏为黎昔非介绍工作，仅仅是偿还了部分欠账，大部分并没有偿还。胡适这种行径，实际上就是对他给黎昔非所造成的损失的不负责任，就是对本应由他偿还的欠账加以抵赖，乃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失信”行径。

我们还应当看到：1934年的罗尔纲已经对这个职位相当不满了，他认为北大助理研究员是一个“职位低下，月薪微薄”且升迁困难的工作，他说：“我在北大考古室，做了两年，还是助理。因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升迁，向例是少有的。所中同事们往往做了六七年未迁一阶，所以我自然也同样的待遇。但朋友们在别个机关，却年年升转，他们都为我着急……”{46} 两年未得升级，就已经有人为之“着急”了，而1934年的黎昔非已然受困于《独立评论》社两年有余，别说“升级”，只要能从这个囚笼中解脱，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1931年黎昔非、罗尔纲来到北平时，当时两人的差距颇为明显，黎昔非已是北大研究生，罗尔纲仍是中国公学本科毕业生。但到了1934年，黎、罗两人的差距却完全颠倒过来，而且被大大拉开了距离。两人的心态、要求，也因此而完全不同了，当罗尔纲觉得北大助理研究员职位低下时，黎昔非却还不敢奢望这个职位，只求能够早日摆脱《独立评论》社的羁绊而恢复本来属于自己的研究工作而已。1934年的罗尔纲都已视为“職位低下，月薪微薄”的职位，黎昔非却还要在《独立评论》社苦熬三年之后才能得到！

第三，到了1937年，胡适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了。所谓目的基本达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胡适办理《独立评论》的目的已经基本达到，原来他以为办不起来或办不长久的刊物，不仅办起来了，而且办得这么长久，成为他一生中办得最为长久的刊物，而且办得如此成功——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十分成功。以言经济上的成功，不仅解决了办刊的经费所需，而且还有大量盈余;以言政治上，则更为成功，胡适及其同仁成为社会舆论中心，凭借《独立评论》而掌握了舆论的话语权，进而成为国民政府的座上宾、幕僚，纷纷入仕。另一方面，胡适戕害黎昔非的目的也已经达到了。何以言之？黎昔非在中国公学毕业时，胡适发表了给毕业同学的《赠言》，告诫毕业生说：“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而今经过胡适亲手操作，黎昔非被禁锢五年之后，已经“被后进少年淘汰掉”了，这时“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具体说，就是在胡适一手操作下，黎昔非的同学罗尔纲、吴晗已经把黎昔非“淘汰掉”了，他们两位已远远走在黎昔非的前面，黎昔非不可能在学术上有所发展的大局已定。

胡适当年为了让黎昔非同意进入《独立评论》社，必定是许下了什么承诺，罗尔纲晚年对黎昔非之子黎虎说的话，透露了这方面的一些情况：“本来胡先生的意思是让你父亲进一步深造，搞研究。但因《独立评论》需要人，因此只得请他帮忙。”{47}胡适如果完全不管不顾黎昔非的工作问题，如此赤裸裸的背信弃义，在他的知情人圈子中也实在难以交待，于是就有了上面一幕“空头人情”的演出，不得已敷衍一下，这样就算将羁绊黎昔非五年多的欠账结清了，从此胡适再也不欠黎昔非什么了。在胡适看来，他介绍一个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就能得到的“助理”工作岗位，就算还清了对于黎昔非的欠账，至于因为耽误了五年而造成的更大损失（例如他的同学罗尔纲已经以本科生由助理升为了助教，已经得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工作的聘书，大学本科生吴晗已经得到云南大学教授的聘书，并分别成为太平天国史、明史专家），胡适是不负责任的，责任在于黎昔非自己，也就是说，这一切损失都得黎昔非自己“买单”，他胡适只要介绍大学本科生就能得到的工作給予黎昔非，就算是还清了禁锢他五年之久的欠账。这就是胡适的算术和逻辑。再过七八年，即1944—1945年，黎昔非请求胡适介绍工作，胡适根本不予理睬;退而求其次，黎昔非再次致信胡适，求他写一纸证明，以证明自己曾经有过研究生学历，胡适仍是断然拒绝。因为在胡适看来，如今的这一切只能由黎昔非自己负责和“买单”，他胡适已经不欠黎昔非了。

第四，1937年6月的时局，也是胡适最终放走黎昔非的原因之一。黎昔非从1932年进入《独立评论》社不久就向胡适提出辞职的要求，但是胡适一直以各种遁词加以拒绝，如此迁延五年之久，1937年6月胡适终于松口，放走黎昔非，其故安在？

如所周知，到1937年，日寇即将侵占北平和整个华北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路人皆知，作为南京政府座上宾的胡适，自然更比一般人更加心知肚明。密切关注中日关系和战局发展的胡适，不仅屡屡在《独立评论》中讨论对日和战的问题，而且与南京方面频繁互动，仅1937年夏，胡适就曾两度南下与国民政府商议战局发展形势，因此，他比很多人都了解平津和华北即将在劫难逃。在这种情况下，《独立评论》还能够支撑多少时日，胡适比谁都清楚。北京大学师生早已在讨论迁校的问题了，“在一次讲课时，有同学问：‘胡先生，北大的图书仪器南迁不？胡适说：‘你看过《打渔杀家》吗？萧桂英说：爹爹，这门还要锁吗？萧恩说：傻孩子，家都不要了，还锁这门干什么？”{48} 这时的北平已经人心惶惶，6月已是“七七事变”的前夕。因此，这时《独立评论》也与北大一样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岂能自外于时局而继续办下去？就是在这种时局背景下，胡适才决定放走黎昔非。显然，胡适的着眼点仍然是自己的利害得失，而非顾念黎昔非五年之付出应当予以回报。如果不是这种大局的变化，胡适是否把黎昔非的“最后通牒”当回事，恐怕还是未定之数。果然，胡适批准黎昔非从《独立评论》离职不过十天半月光景，卢沟桥的炮声就隆隆响起，北平城里的人士纷纷四散逃难。黎昔非“因妻儿牵累，不得不回家来了。自此即为经济所困，不能外出，于是和北大研究院脱了节。”{49} 表面上看，似乎这与胡适没有关系，实则不然，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胡适种下的“因”导致的必然之“果”。一则如果黎昔非不被胡适禁锢了五年多，按时从北大研究院毕业，则他早已在大学或研究单位工作，到1937年起码是个讲师了，他就不至于在“七七事变”前几天才拿到“助理”的聘书;二则所谓经济上的困难，也完全是胡适长期压榨的必然结果，每月三、四十元，仅可勉强维持最低生活水平而不可能有积蓄，以致仅仅因为没有赴昆明的旅费而与北大研究院脱节了。从此以后，胡适就对黎昔非彻底置之不理，因为在胡适看来，他已经“兑现”了承诺，欠账已经还清，从此各不相干了。至此，胡适对于黎昔非前途、命运的态度和居心，已然不言自明了。

第五，沈从文1937年5月23日写给胡适的信函，其中专门谈到黎昔非的问题，对此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前揭沈从文1937年5月23日致胡适信的内容来看，可知黎昔非在向胡适发出“最后通牒”式的抗议之后，还专门找过沈从文，希望他帮助自己向胡适“求情”，以期摆脱《独立评论》的工作，于是便有5月23日沈从文写给胡适的这封信。从整个信的内容来看，主要就是谈黎昔非的问题。沈从文在信中着力说明黎昔非经营《独立评论》5年的辛苦，以及他在此期间“痛苦”“可怕”的感受。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沈从文在信中似乎有意识地强调了“这人痛苦想来胡先生也明白，不知是不是肯帮他个忙”，我认为这是沈从文以其文人特有的笔法暗示胡适：黎昔非的痛苦是你一手造成的，你是清楚的;你是不是以前允诺过黎昔非什么？这也正是我们说沈从文的这封信，对于胡适放走黎昔非具有推动作用的原因所在。此时的沈从文已经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而远非黎昔非可比，此前黎昔非曾央求了5年的时间，希望从《独立评论》脱身，但胡适根本不予理睬，根本原因即在于黎昔非势单力孤，无名气无地位，仅有的北大研究生名义也早已化为乌有，故胡适敢于坚决拒绝他的一切请求。沈从文就完全不同了，早年是中国公学的教授，与胡适属于同事辈，且1937年时名气已然很大，黎昔非向沈从文“求助”，基本上掲开了胡适对其长达5年时间的戕害及后果，而沈从文对于黎昔非的遭遇又表现出深切的同情。所以，沈从文的信函不免使胡心怀不安，大概令胡适觉得他对黎昔非的“压榨剥削”可能已经有所暴露，如果这个时候再不采取一些“实际行动”，以示诸外人的话，不仅可能会让自己“奖掖后辈”的形象受损，还可能造成自己戕害黎昔非的丑行进一步公开暴露，于是这才赶紧放行黎昔非，于6月介绍他到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室担任助理研究之职。

综观黎昔非的一生，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十分明显而独特的现象，胡适尚未介入他的人生之旅的1932年之前他的人生是向上乃至辉煌的，1932胡适介入他的人生之旅后他的人生开始严重下行并触底。之所以在1932年为一个分水岭，是因为之前的他是一个自由、自主之身，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自己所确定的奋斗目标，攻坚克难，终于取得了极为出色的成绩，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人生的辉煌，从岭南穷乡僻壤步入当时中国学术的中心和重镇——北京大学研究院，考取了当时凤毛麟角的研究生，成为学者的康庄大道已经展现在他的面前;1932年他落入胡适之手，厄运从此开始，他失去了自由和自主，一切均得服从胡适的需要和意志。一贯助人为乐的他怎么也想象不到这位道貌岸然、温文尔雅，被誉为关爱人才、奖掖青年学子的长者，竟然如此心怀叵测、残酷无情，为了实现一己私利而冷酷地将一位可造之材当作雇工、普通办事员而过度役使，毁掉了他的一生，将自己的人生事业建立在他人牺牲的基础之上。胡适这种行径如果发生在今天，学术界、教育界将如何处置已然是不言自明的事情，对于这种无需多言的严重丑行，相信读者诸君心中的历史之秤对此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注释：

① 黎虎主编：《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

② 按，本文限于篇幅而无法将上述论文一一具列。涉及此问题的博士、硕士论文究竟有多少，亦无准确统计数据，据黄波粼说，仅不完全统计的“专门以《独立评论》为题进行研究的硕士、博士论文和博士后报告已达10篇以上，学术论文达60篇以上，间接对其有研究的硕、博论文和学术论文，则汗牛充栋。”（黄波粼：《近三十年来国内〈独立评论〉研究综述》，《民国档案》2008年第4期）黄文发表于2008年，尽管其“近三十年来”是指1978—2008年期间，但其所综述的相关论著中，凡涉及黎昔非与《独立讨论》、黎昔非与胡适之间关系者，则皆为2002年《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出版之后所发表者。如今距离黄文统计又过去十余年，在新增的数十篇相关研究论著中，多数与黎昔非有所关涉，或以其为讨论主题，或以其为关键词汇，至于间接涉及黎昔非的论著，则数量更多，盖因黎昔非作为《独立评论》的经理人，凡以《独立评论》或胡适为讨论主题者，黎昔非都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

③ 除本文外，笔者另撰《胡适与黎昔非关系的真相——试析胡适戕害黎昔非的原因》（《湖北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论胡适对〈独立评论〉历史的篡改》（《三峡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两文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揭示了黎昔非与胡适关系的真相，庶几与本文構成“黎昔非与胡适关系探秘”系列论文。

④⑤⑥⑦⑧⑨⑩{16}{18}{24}{25}{49} 黎昔非：《自传》（1951年7月），黎虎主编：《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439、465、439、464、440、467、441、443、470、444、445页。

⑩ 费振刚、林晓雁：《黎昔非先生〈诗经〉研究述评》，黎虎主编：《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9—190页。

{11} 李学勤：《〈诗经〉研究的吉光片羽》，黎虎主编：《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12} 徐宝余：《20世纪七言诗源、诗史研究的开山之作——黎昔非先生〈唐以前的七言诗〉》，《扬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13} 马鸿雁：《20世纪30年代对七言诗起源与演进的有益探索——黎昔非和他的〈唐以前的七言诗〉》，本文压缩稿刊登于《嘉应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本文据其原稿引用。

{14}{32} 刘佐泉：《只因“师恩”误平生——黎昔非与胡适关系探释》，《江汉论坛》2005年第6期。

{15} 《吴晗致胡适信》（1932年4月24日），原件藏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首次披露于《吴晗投靠胡适的铁证》一文，《人民日报》1966年6月3日。

{17}{41}{47} 黎虎：《先父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从我与罗尔纲先生的一次会面谈起》，《学林漫录》第14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7页。

{19}{30} 胡适：《又大一岁了》，《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

{20}{39}{42}{43}{44}{45}{46}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37、37—38、38、56、58、58、56页。

{21} 丁白清：《黎昔非学友二三事》，黎虎主编：《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

{22}{23} 黎虎主编：《黎昔非与〈独立评论〉》，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1、71页。

{26} 沈从文：《沈从文1937年5月23日致胡适信》，《沈从文全集》第18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232页。

{27} 按，上述情况为商鸿逵之子商传2017年6月22日写给黎虎的信中所提供。商鸿逵解放后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其子商传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明清史研究室研究员，2017年12月26日病逝，享年72岁。

{28}{29} 胡适《赠言》，1929年6月25日以《中国公学十八级毕业赠言》为题首发，收入《胡适文存》第3集第8卷;次年（1930年）以《赠言》为题再次发表于《中国公学大学部文理学院庚午级毕业纪念刊》，上海档案馆藏;1932年6月在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说，第三次重复上述赠言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胡适：《在北京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载《老北大》，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244—249页）。显然，胡适视这篇赠言为其得意之作，并烂熟于心。

{31} 唐志勇：《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的史料价值》，《江汉论坛》2005 年第6 期。

{33} 吴宓：《最近逝世之中国诗学宗师——黄节先生学述》，《大公报》1935年1月27日。

{34} 雷志雄：《百年风雅 学人翰墨》，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页。

{35} 《国学首倡者黄节被指守旧 生前轰轰烈烈死后奇冷》，《南方日报》2010年9月17日。

{36} 耿云志：《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37} 张太原：《现代中国的主义与政治——以〈独立评论〉为中心的探讨》，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6页。

{38} 胡适：《又大一岁了》，《独立评论》第151号，1935年5月19日。胡适在四周年的纪念文字中说：“我们借这个机会谢谢黎昔非先生和章希吕先生。他们终年勤勤恳恳的管理《独立评论》的发行，校对，印刷的事务。他们对于这个刊物的爱护和勤劳，常常给我们绝大的精神上的鼓舞。”胡适：《独立评论的四周年》，《独立评论》第201号，1936年5月17日。

{40} 《章希吕日记》（1933年11月至1937年7月），颜振吾编：《胡适研究丛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48—275页。

{48} 王廷林：《北大见闻录·胡适的逃跑不抵抗主义》，《老北大》，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4页。

作者简介：李文才，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扬州，225002。

（责任编辑  张卫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