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勇,周 婕,周 丽

(安徽财经大学 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安徽蚌埠 233030)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农民工总量不断增加。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①显示：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8亿人,比上年增长0.6%,其中本地农民工为1.16亿人,外出农民工1.72亿人;2018年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83 137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90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近60%;乡村常住人口56 401万人,减少1260万人。根据国家卫计委的预测②,到203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期间仍会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城落户成为城镇居民,其中,包括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民工举家进城落户。由于长期以来受到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约束,加上现阶段农村宅基地流转与退出机制的缺失,农民工作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力军”,大多“离土离乡不离户”[1],长期以来扮演着“两栖”人口的角色,形成了农民工“人地分离”、“两头占地”的不良格局,导致农村大量宅基地和农房闲置甚至废弃,产生了大量的“空心村”,导致“乡村病”现象日趋严峻[2]。在此背景下,农民工作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群体,如何引导和鼓励有条件的进城农民工自愿退出宅基地,有效盘活利用农村存量宅基地、提高农村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均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3]。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