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惠文

一、杨慎金石思想的形成

（一）对宋明理学的反思

明朝时期宋明理学是官方的正统思想，但流弊渐多。宋儒解经，多重义理，其弊流于空疏。此时期经学的发展总体呈衰微之势。明人注经之说，多因循宋人。皮锡瑞《经学历史》曰：“论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1]针对时代的困境，杨慎提出了自己对经学的理解。他主张实学，而儒家是实学，可以儒家之实，实天下之虚学，纠正时弊。在杨慎看来，经过秦始皇焚书之后，经学的发展随时代而有变化。汉朝解经重传注，唐朝解经重疏释，宋人解经则专主议论。隋唐注疏能得经旨之六七，而宋儒之学能补汉唐人之三四。

宋儒之精者吾何尝不取顾，宋儒之失在废汉儒而自用己见……《六经》作于孔子，汉世去孔子未远，传之人虽劣，其说宜得其真。[2]

经学至朱子而明，然经之拘晦，实自朱始。是非杜、朱之罪也，玩瓶中之牡丹，看担上之桃李，效之者之罪也。[3]

杨慎解经，虽于宋学之失有所批评，但对宋学的精髓之处仍取用之。他认为经学自朱熹而昌明，但经学拘晦也是从朱熹开始的。汉朝时期去孔子所作六经的时代更近，虽有古今文经学之争，但汉儒经说更接近古学经旨的真义。杨慎认为经史一体，经史互为表里。他对经史的解释，不拘束于一家，常旁征博引，训诂考据，但皆以明晓经义为上，并不拘泥于章句之繁。《续修四库全书》称杨慎解经为“明人经说之翘楚”。他主张实学，认为治学不应守残固执，而应博学返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