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宗美

《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研究，需要解决两个最核心的问题，一是文献辨证，二是观念辨证。这是由官修“四库”文化工程的性质所决定的。四库工程所纂修的系列著作既是文献、目录的集大成之作，更是清代思想、学术批评及其体系建构的官学经典。文献问题不待而论，单就《总目》一书，胡玉缙、余嘉锡、崔富章、李裕民、杨武泉诸先生的有关专著，以及近年来不断取得的考证成果，已足以说明，有待进一步发现和解决的问题亦未可小觑。观念问题相比而言是一个更触及《四库全书》及《总目》思想性质的重要问题。官学本质性和时代局限性，使得四库馆臣不可能以纯粹的学术眼光来对待每一部著作，也不可能像今天一樣以客观的科学态度来评价有些问题。批评的制约性，无疑对非正统的思想甚至反正统的“异端”是影响极大的，对纯学术、纯艺术的批评对象也极易产生判断的偏颇。至于像古代科学技术的成果，自然难以有今天的认识高度来加以应有的重视。

本期发表的董大一《乾隆贬损朱载堉十二平均律辨析——以〈四库全书〉经部乐类文献为中心》即是观念辨证之作。被英国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之为“杰出的数学家、乐律理论家”的朱载堉，他发明的十二平均律“可以称得上中国人两千年来在声学实践和研究中取得的最大成就”1;在当今国内，他的《律学新说》《律吕精义》被人民音乐出版社列为“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丛刊”得到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