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启民

厚重的《安顺城记》七册本在2020年末隆重出版，这部安顺的地方志，承载了众多关心贵州的文史工作者多年的心血，它的出版，的确是地方史志、地方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件盛事。《安顺城记》的意义也不仅仅是一部新出的地方志，它的背后牵起的是一代知识者连贯的时代遭际与精神线索，整套书的化孕过程，都更宜作为一个因应时势的文化事件来看。《城记》编撰由钱理群教授领衔，他将目光投注到中国西南腹地的一座小城，为之精心写史，其背后自然是长期酝酿、运思之后，面对时代做出的文化应对、文化选择。多年前，钱理群教授就对此明言，全球化与现代化轰然向前，已经逐渐造成“我们自己及下一代的失根危机”，“这是民族精神危机，更是人自身的生命存在危机”1;换言之，人员、物资迅速地、单向地向外流动，造成了文化层面上的空巢化，造成人的知识、价值和观念上的“慕外偏执症”，以至生存层面上情感与心灵的空虚。而《安顺城记》正是钱理群教授及众多贵州本土学者一系列应对危机的文化书写工程里压舱性的著作，它背后的关怀，正是要对全球化造成的过度外向偏执进行“诊疾纠偏”，以重新提出生命、日常等等这些文化命题。本文将围绕“生命”“人文”“土地”几个关键词，来谈一谈《安顺城记》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生存做出的几点启示。

首先第一个词是“生命”，《安顺城记》整部书带有很浓郁的生命气息。一方面，《安顺城记》在撰写理念、体例设计上对安顺土地上的“人”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这套书最核心的关切，就是要再现安顺城普通人鲜活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