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丹

我有一个粗浅的题目，叫做“历史的空间性”，副标题是“《安顺城记》的地方书写”。

所谓历史的“空间性”，首先而且必然是指历史书写的“等级性”。“国家”（“中央”、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与“地方”（边缘）的等级，就是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在大一统的历史书写中，历史时间是以“中心”发生的事件为主要经线来展开的。因而，我们在这种大一统的历史中很难看到关于安顺的书写。我注意到咱们这部书所使用的历史材料，也很少来自宋史、明史、清史，而多数是来自安顺地区的各种地方志，因而它的“地方”而非国家、边缘而非中心的地位是明显的，显示了安顺在正史那边它的边缘化和几乎湮灭无闻的身份。这是我认为的历史书写的空间性里的等级性。地方为何在权力的等级中低于国家？这是不言自明的。国家可以从地方要求经济、军事的输出（贡献），而地方对此只能无条件服从。

但我认为，《安顺城记》的写作，是对这个空间性等级的一种对抗，它是从头开始就是对抗的。我特别注意到一个东西是在《安顺城记》卷二“史前纪”里，在这里非常明确地说到牛坡洞遗址，说牛坡洞的遗址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建立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接着就用了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的观点，这个观点我是特别喜欢的。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本来是“单一中心论”，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以之为中心向各地逐渐扩展传播。但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将中国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文化分为六大区系，认为中国的远古文明，是由散布于中华各地的区域性文明，沿着多元化和多样性的道路逐渐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