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顺城记》的编撰过程中，曾涉及到不少有關地方志书写和地方历史、地方文化研究的问题。其中，有的与书稿的体例设计、撰述内容相关;有的则隐藏在书稿背后，涉及到史识、史观等问题，属观念形态、价值取向一途;还有的则与自己多年来的研究和思考有关，涉及到边疆地区的治理和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等问题，如中央与地方、边缘和中心、传统与现代等等。以下无妨顺着思路，择其要者而述之，且将个人的一些所思、所感、所悟、所惑拉杂写出，谨乞明者赐教。

一、从安顺文化到文化安顺

中国自古有修史传统，国有国史，地方有地方志。拜这一传统所赐，各地都活跃着一批地方历史与地方文化的爱好者、研究者，安顺也不例外。但由于历史局限和研究范式单一，早期的研究者，注意力多集中在介绍安顺的名胜古迹、乡风民俗，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轶闻趣事等等方面。因此，所谓的安顺文化总显得零散而又混沌，缺乏一种整体性的观照。其着眼点，主要在讲述那些与汉文化大传统有关的东西，其背后实质上潜藏着这样一个告白似的逻辑：别人有的，我们也有。因之，其侧重点多在寻求和展现文化的共性方面。

标志性的转变发生在2002年。这一年，刚从北京大学退休的钱理群先生回到贵州，领衔主编《贵州读本》，以此为契机，他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命题：认识我们脚下的土地！1在现代化、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在告别故土，出走家园已俨然成为时尚的逃离潮中，这一声呼唤，有如洪钟大吕，振聋发聩，立即在贵州文化界、知识界引起强烈的共鸣和持续性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