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立波

其父康熙帝开创的奏折制度让雍正帝不仅“发扬光大”，同时也注入了大量自己的个人色彩，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红墙之下，传递出宫廷政治的一丝生动鲜活。

康熙二十年（1681年）前后，逐渐形成了清代官方文书，这项君臣之间的交流，从此成了清代上下沟通的重要手段。雍正帝登基后，此制度全面放开，有权可直接给他递奏折的人更多，奏折内容更多、角度更广。算下来，雍正帝几乎每天都要亲自审阅数万字的奏折，然后还要进行大量回复，将意见落实下去。

由于官员操守、水平不一，奏折水平也都参差不齐，甚至充斥了大量的废话，让看奏折的皇帝们不胜其烦。然而清代较重视祖宗家法，既然定下来，也没有办法，只能与臣下玩文字游戏。

“微博”式互动

在清代，“凡上奏折一匣，必附请安折一封，……请安折中不呈公事，独问‘安好而已”（佟鸿举著《民俗文书收藏趣谈》）。

在收到贵州布政使的奏折后，雍正帝一看，除了一点小事啰嗦不停外，就是跟自己献殷勤，于是回复道：“路途这样远，若没有什么必奏不可的事，就不要徒劳往返了。如果把不时呈报奏折，作为‘挟制上司，恐吓属员之举，尤其不可，这不过是‘倚仗小才技，弄聪明，非长策也。”

然而，雍正帝“微博”式的奏折互动，还是不时遇到“扯闲篇的”。直隶官员因为下雨赶忙给皇帝汇报，雍正帝批示：“下点雨，絮絮叨叨。”江西布政使李兰在无关紧要的事情后面写道“皇上洪福”，雍正帝朱批道：“朕深厌此种虚文。”福建布政使赵国麟总是强调自己“一得之愚”，雍正帝恰恰看出他的虚伪：“你写自己愚蠢的字太多了，我岂能把一个愚蠢的人安排到藩司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