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笔者在将近20 年前读研究生的时候，曾旁听历史系荣新江教授的《学术规范与论文写作》一课。当时，正是各种论文数据库在高校中普及的初期。荣先生提到，当时史学界的论文出现了一个新现象，就是大量引用未刊发的硕博士论文，或是各种此前学术界不知名的期刊、学报文章。荣先生说，这在20世纪80乃至90年代都是不多见的。那时候的史学论文，多是引用《历史研究》这样的权威期刊，出现现在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数据库的普及。以前的学者，真的是订购、阅读业内杂志的，而今只需要“检索”电子版，所以不管什么级别的杂志文章，都极有可能被引用到——不是说硕博士论文没有闪光点，但毕竟概率很低。这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学术论文的质量。在记忆中，荣先生的说法，应该算是比较早的对于“数字人文”热的冷思考了。

其实，从这些年设计研究领域的情况来看，这种“数据库”的弊端不仅仅体现在引文质量方面，更体现在研究对象方面。有了各种古籍、报刊甚至图像的检索数据库之后，做学问的确是比以前变得“容易”多了。然而与此同时，很多被老一辈学者所不愿甚至不屑去研究的边角余料，在今天都争先恐后地成为学术界整理、研究甚至收藏的对象。就拿民国时期的各种档案和报刊来说，这些材料在过去不是不存在，也不是无法检索到，仅仅是因为其本身价值有限，所以很难进入学术界方家的视野。然而在今天，却成了学术界追捧的“新材料”。设计作品研究也不例外，以往种种不入大雅之堂，甚至艺术价值极其有限的20世纪初至70年代的广告、商标、包装等，都纷纷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以致形成了专门的收藏甚至学术领域。有意无意地夸大这些史料的艺术价值，除了“猎奇”，价值和导向都非常有限，成了一种“为学术而学术”。

当然，不可否认这些材料本身是有价值的，但是这种价值不同于艺术价值，而且必须配合更宏大的研究主题或者问题意识才有意义。更何况，研究这些材料，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成为设计史研究的主流。毕竟，设计史学者首先是对设计作品进行高下判断乃至历史定位的“立法者”。作为艺术史的设计史研究，要对研究对象有起码的价值判断。学者的研究和判断，是为行业树立法则、确定标准，那些对研究对象本身缺乏价值判断的历史研究，很有可能对未来的行业发展或历史判断造成误导。今天，有了各种唾手可得的史料，更应该进行的是对于史料的判断、甄别与遴选。对于真正有价值的史料，应该在设计史上大书特书，而对于一些自身价值有限的史料，无论此前是否有人发现、发掘，都应该使之与研究者保持一定的距离。

本期汪燕翎等对众多民国史料进行严格的遴选，努力提炼研究对象在设计史上的价值，并从新的角度进行解读。笔者希望本期的选文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上述倡导。

主持人简介

祝帅，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北京大学现代广告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兼任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高级研修计划”特邀专家、中国新闻史学会博物馆与史志传播研究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是第十三届全国青联委员、中华美学学会会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清华大学出版社《未名设计论丛》主编。

祝帅

发表A＆HCI、CSSCI 期刊论文、评论等60 余篇；《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高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全文转载10 篇。是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主持人、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已出版个人专著《中国文化与中国设计十讲》《设计观点》《中国广告学术史论》《从西学东渐到书学转型》《中国设计研究百年》《作为学科的广告史——发展、个案及趋势》，与人合著《中国平面设计产业研究》《中国当代平面设计研究》《书画同源——赵之谦》，编著《民国摄影文论》《美术观察学术文丛——批评卷》《书学源流论.书法源流论》，译(校)著《流派·艺术卷》《智慧文学》《中正之笔——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作品集《博士五体书法——行书》《耕砚问学——祝帅书法作品及文献》等16种。

2012 年以来，先后被原文化部、中国文联授予“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书法兰亭奖”“中国美术奖”3 个中国造型艺术类最高奖项。2015 年，被中国新闻史学会授予“新闻传播学国家学会奖”优秀学术方汉奇奖。2017 年，被中国广告协会授予“推动中国广告学术发展特别贡献人物”。2021 年，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青年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