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赟姝

2021年春节档，《你好，李焕英》以超过50亿元票房成绩名列中国影史第二，在收获票房、口碑的同时也让35岁的演员张小斐“一夜爆红”。演员张小斐通过该片迅速“出圈”。一时间，有关“斐妈”人设、演员演技、后援会解散、时尚穿搭、红毯资源、后续作品等各类新闻迅速进入大众传媒视野，引发网络热议，使得张小斐迅速完成了从喜剧演员到电影明星的全方位转变。

从明星的生产机制上来看，“演员之间存在着差异化的薪资分配、创新决定权，以及营销媒体对演员名字的使用等级差异”，明星制就兴起于演员之间的等级差异。但影片《你好，李焕英》的成功则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一明星机制的运作规律。观众对于银幕内外的互文性镜像关系的情感投射，主要在于“后疫情时代”艰难返乡的特殊春节时期，广大电影受众的集体心理感知。该片所呈现出来的明星现象，实际应和了媒介生态变革下，中国新兴电影明星生产、经营策略的发展与变革。

如今，随着互联网资本对于大众娱乐产业的影响日益强大，易烊千玺、张子枫、刘浩存等许多“00后”演员的明星事业开始多栖发展，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较高的关注度，其所参演的电影作品《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我的姐姐》等取得巨大票房、产生了许多火热的网络话题，“90后”周冬雨成为最年轻“三金”影后，文琪、春夏等演员也获得了多个新人奖。一方面，伴随着互联网资本的进入，中国电影明星的生产、运营策略完全改变。“流量为王”时代下，电影明星的运作模式发生根本性变革；另一方面，电影明星作为特殊的社会文化符号，承载着时代的审美倾向和审美观念，中国电影明星新兴力量也同样满足了互联网时代的大众文化心理期待。在互联网的参与影响下，中国电影明星的新兴力量开始进入了观念转型、打造模式和维护机制的新阶段。

一、中国电影明星运营策略的观念转型

理查德·戴尔在《明星》一书中认为，明星的存在是一种“被建构的个体”。演员真实而私密的自我是无法从公众形象所包含的意义中分离出来的，因此明星代表着社会的典型，在人们的感知中是被社会媒介化的现象。明星“不可能脱离媒体文本而存在”，而明星形象也是由“营销、宣传、影片、影评和评论集合在一起”。明星复杂多元的身份构成，是经由经济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社会文化领域、大众心理领域所共同孕育，再由大众、电影文本、个体共同塑形而成。因此，一个国家明星的运营观念，也与同一时期电影工业、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密不可分。纵观中国的明星运营观念，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发展与变革：

（一）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明星运营阶段

图1.电影《夺冠》中的巩俐

20世纪50年代—80年代，面对着新政权的建立与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明星运营策略。1962年，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文化部联合国内四大电影厂选定了赵丹、白杨、上官云珠、于蓝、谢芳、王晓棠等二十二个新中国的老中青三代演员，成为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这些明星在新中国“十七年电影”的银幕上扮演了一个又一个典型角色，并通过国家集体组织的运营推广，“二十二大电影明星”迅速家喻户晓，不仅达成了大众对新生政权的认同，也极大地增强了大众的民族文化认同，成功将明星与意识形态相缝合。中国电影明星的运营观念不同于西方好莱坞的明星运营体制，后者由市场所决定，前者则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明星运营模式。在此意义上，新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为了塑造新中国“十七年”时期的红色银幕形象，成为一个社会时代发展的见证。

而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着时代的巨变，刘晓庆、张瑜、陈冲等明星以全新的经典银幕形象，唤醒了人们沉睡已久但极度渴望复苏的审美需求，这一时期的明星虽然不同于“新中国二十二大明星”强烈的政治诉求，但本质上依然是国家大电影模式运作下，抚慰时代个人情感体验、情感需求的重要载体。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明星的作用和宣传始终是这种国家大电影产业中最有效、最深入人心的环节”，明星运营策略也与意识形态宣传紧密相连。

（二）中国电影明星的国际化转型

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在“导演中心制”的影响下，中国电影明星开始了国际化转型。中国电影由于长期受苏联、欧洲电影影响，形成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电影创作观念，尤其是在80年代末，随着“第五代”导演的崛起，其作品在戛纳、柏林、威尼斯等国际电影节上频频获奖，极大程度提高中国电影的国际地位，中国电影的关注点更加聚焦于导演，形成了“重艺术轻商业、重导演轻演员、重得奖轻票房的倾向”。

这一时期的电影明星如巩俐、章子怡等，更多依托于导演，被冠以“谋女郎”身份。相较于上一阶段的中国电影明星，“巩俐、章子怡的‘脸’成为西方人想象中过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90年代初，我国初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电影明星成为“想象中国”的重要“银幕媒介”。从明星个体来看，这些电影明星与导演相互成就，完成一系列经典作品，塑造经典银幕形象，成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标识性面孔。从明星制整体来看，单一向的明星选择则在很大程度上过度扩大了导演的权力，而“导演中心制”的美学倾向也削弱了围绕明星制建立起的制片管理、创作策划、观众接受、媒体宣传发行等电影工业体系的多个维度的功能，中国电影明星体系制度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尚未完全建立。

图2.电影《天下无贼》中的刘若英（左）与王宝强（右）

（三）以娱乐化为中心的中国电影明星重建

新世纪以来，面对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进程以及消费文化的崛起，催生出中国电影明星制的重建与复兴。在21世纪之初、中国加入WTO之后，伴随着新千年开启的“大片时代”，这一时期中国电影明星因其“身价”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可以“相对量化的对象”，明星本身开始具有消费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方面，明星参与了工业制造和心理认同的双重过程。以成龙、李连杰、甄子丹等功夫明星，承载着这一时期国家主体身份建构的男性气质，参与中国合拍片类型化娱乐生产和娱乐消费的双重过程，而女明星则作为“社会模特儿，促成了外表美化和无个性化”，成为典型的身体消费和性感奇观。同时，以娱乐消费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则加速了女性身体的商品化进程，在各种身体展示的背后隐含的是“对包括身体性别与地位差异在内的社会文化等级秩序的捍卫”。除了极具明星气质、专业出身的明星之外，“草根明星”“选秀明星”等非科班、非职业艺人出身的明星，也满足着大众内心价值、追求、意义、欲望想象的投射，体现了中国电影的底层想象，从而更建构起主流文化精神。例如，群众演员身份出身的演员王宝强，无论是他的首部电影作品《盲井》还是成名之作《天下无贼》，或是目前长期参与的“囧系列”（徐峥导演）、“唐人街探案系列”（陈思诚导演）等，王宝强都在扮演类似的社会底层形象，其草根明星符号始终“被中产阶级派定为特定的主体位置和定型化想象”之中。在银幕之外，这种明星符号则满足着大众文化的期待与自身投射，即通过奋斗实现由弱者变强者的故事，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使得作为底层、弱势群体的农民、农民工被转述/再现为一种可以“实现个人梦想”、成为令人羡慕的“大明星”的故事”。新世纪以来，这种以消费娱乐为中心的中国电影明星建构策略，承担起建构主流精神价值的重要手段。

另一方面，以互联网为主体的社会公共空间迅猛发展，围绕明星产生的舆论场，涉及明星私生活、全民选秀造星模式、网络社区评论等在公共空间引发了巨大讨论。以电影明星为中心，“借助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力量，形成了一个众声喧哗众人狂欢式的新的社会文化空间。娱乐，成为这个公共空间的基本精神和文化特质”，在网络新媒介“数字化、互动化”的建构模式下，大众已经“从信息的接受者变成信息生产者”，而明星就成了网络时代大众心理复杂多元场域中的重要载体。

（四）以跨界为核心的明星运营策略变革

2014年，以“BAT”等互联网资本进入影视产业为标志，中国影视作品的投资、运营、消费媒介生态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当前中国明星机制与文化功能的最新阶段。

在媒介融合时代，互联网等泛娱乐产业的发展直接影响了电影明星的运营策略，明星的跨界现象成为主流。例如，易烊千玺、肖战等偶像明星逐步进入电影行业，喜剧相声演员贾玲作为跨界导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电影佳绩，而国际电影演员章子怡则跨界进军电视剧、综艺节目来拓宽自身演艺事业等。当代电影明星已经不是只属于电影一个行业的明星，而是关系到多种行业运作的全媒体产物。

在美国学者詹金斯在论述如何“重塑美国通俗文化的方式”时论及“融合文化”的概念，认为“横跨多种媒体平台的内容流动以及多种媒体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受众寻求娱乐体验的迁移行为”都成了融合所关注的焦点。在互联网极为发达的中国文化领域，互联网资本在电影、电视剧、综艺、直播等泛娱乐产业的全方位运作，则更是直接加速了明星全媒体领域的跨界融合。

在媒介生态变革的今天，中国电影明星生态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变革，尽管唯资本论、唯流量论的互联网明星运作模式，以及跨界明星违背艺术创作、实践规律，演技、人设崩塌等舆论争端也引发巨大争议，但是伴随着互联网资本的运作，中国对于系统化、流程化的明星运营观念的探索，或将从另一个角度助推中国电影工业体系、产业模式的健全，甚至加速开启中国电影产业、创作、文化生产的时代新篇章。

二、中国电影新兴明星的生产运营机制转型

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理查德·戴尔在论述有关明星的商业符号意义时认为，明星“既是生产现象（由影片制作者提供而问世），又是消费现象（由观众对影片的需求而问世）。而保罗·麦克唐纳在后续研究中，则关注到了明星商业价值与电影产业的关系，他关注于1990年至21世纪前十年里的好莱坞明星体制，进一步将明星制置于好莱坞产业集团巩固、海外票房价值增长、新兴媒介技术发展、漫改奇幻电影票房增长、明星商业地位受损等时代商业语境中。麦克唐纳探讨了特定阶段明星制的符号化商业运作模式，认为“明星是工业化的文化生产的产品，是多元、高度组织化投入与行动的结果——这些对于明星制的符号化生产至关重要。”电影明星作为经济价值的符号，是“电影市场所利用的资产，其目标是提高制作融资、获取收益及确保利润”。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尽管中国电影的工业体系尚未建立，但由于近年来互联网资本的进入，中国电影明星的生产、运营、维护、宣传机制已经呈现出流程化、系统化的雏形，尤其是中国电影明星中的新兴力量，顺应媒介变革生态的发展，集体性地呈现出“促销方略、宣传效用、影片文本铺陈与各种论说勾兑”的明星制度化生产特征，催生出媒介生态变革下中国电影明星生产运营的策略转型。

（一）互联网资本改变明星的运作模式

伴随着互联网资本逐步进入影视领域，中国影视产业的传统投资格局被打破，互联网影业公司经过几年的探索，以“阿里系”“腾讯系”为代表的娱乐产业公司已逐步形成独具自身特色的“大文娱”“泛娱乐”产业模式，并且逐步打破传统影视公司格局，以网络文学、电影、电视剧、网剧、综艺、直播、时尚等多方媒体平台联动，形成独属于网络时代的明星运营模式。

以腾讯为例，2021年腾讯视频公布包括肖战、杨幂、赵丽颖、吴亦凡、杨洋、杨紫等在内的八位明星代言人，这八位明星代言人均涉足腾讯及其旗下多个类别子公司投资的众多影视产业领域。其中，明星价值也不再局限于电影票房、电视、节目收视率，通过IP作为媒介，将影视、文学、动漫、游戏、衍生品等协同，实现明星的价值最大化。就明星个体而言，通过全产业链的包装、开发，塑造出以跨界为特征的全能、多栖明星，而对于泛娱乐产业平台来说，依托明星价值，则实现了多方产业平台联动。例如，偶像明星肖战2019年通过一部腾讯视频独播网络剧《陈情令》大火，进而实现了自身的跨界：先是出演了由腾讯旗下子公司阅文集团IP网络小说改编电影《诛仙I》（同时该片也由腾讯旗下子公司新丽传媒投资）。尽管影片从艺术审美上水准较差，但是凭借着肖战明星的变现能力，该片收获超4亿元票房。与此同时，通过电影的上映，也带动了多媒介平台的连锁反应，《诛仙I》原著小说IP版权方阅文集团旗下“QQ阅读平台，原作网络小说阅读量增长11.7倍；起点读书原著阅读量增长8倍，收入增长10倍以上；红袖读书《诛仙》作品点击量较先前提升300%”。最后，肖战主演了由阅文集团签约作家唐三撰写的网络小说《斗罗大陆》的电视剧版，该剧在腾讯视频、CCTV-8同步播出，实现了网络“男频小说”卫视上星的多媒介平台的跨界联动。从网剧《陈情令》、电影《诛仙I》再到电视剧《斗罗大陆》，“腾讯系”媒介平台依托肖战的明星价值，进一步实现其泛娱乐产业的跨媒介联动与融合。

应当说，在以互联网资本为主导的泛娱乐产业链中，媒介平台的属性逐渐被弱化，文学、电影、电视文本的界限被模糊，明星成为新的“IP”并以此为媒介，实现资本利益的最大化。然而，不得不警惕的是，互联网承载的明星文化“擦除了隐含在演员身体中的艺术特权与精英话语”，有关流量明星演技、唯资本论、唯流量论以及“泛明星”现象的讨论都应引起足够重视。而这样跨媒介联动的“明星效应”能否被大规模复制？明星与资本平台勾连的真实商业转换率究竟有多少？明星在互联网媒介时代的真实文化效力和社会影响力究竟几何？也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检验。

（二）“养成系”电影明星运作机制逐步形成

与中国的明星运作机制不同，好莱坞电影工业长期占据世界电影产业体系重要位置的根源，在于其完善的明星制造机制。“尽管在艺术个性的创作意义上，不可避免会影响电影艺术的独创性风格，但却在成熟的类型期待中，建立了稳固的明星消费机制并且深深影响着受众的消费思维和审美习惯。”而在中国，互联网时代所产生的明星商业文化娱乐消费的场域很难再用经典好莱坞的明星制所概括，“养成系”明星成为青年电影明星新兴力量的主流。

而在此前，中国的电影明星大多以艺术院校科班培养为主，通过系统表演学习后进入影视行业，虽然在2005年之后形成选秀明星热潮，但涉足电影领域较少。而现在，更多的明星首先通过电影、电视、综艺等文娱产业综合培养成为明星，之后再进入艺术院校系统专业学习。例如，易烊千玺、刘昊然、王俊凯、张子枫、赵今麦、杨紫等“90后”或“00后”电影明星，都是通过拍摄电影、电视作品或选秀成为职业艺人，带着巨大的明星光环随后进入专业表演领域学习。

由于他们在跨界出演电影之前，已经拥有了庞大的粉丝群体，因此，这些“养成系”新兴电影明星的票房变现能力普遍较强。例如，易烊千玺的《少年的你》，作为“养成系”偶像明星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在前期的宣发中，剧组官方微博发布了诸多类似易烊千玺“寸头照”“易烊千玺第一次成长特辑”等宣传物料，获得了粉丝的热烈响应。随后，剧组又通过“七月与安生”原班人马、剧组“全员寸头照”的温情路线宣发模式，引发观众强烈情感认同，最终转换成实际消费动力。“养成系”电影明星借助互联网媒介平台，在其主导的大众文化场域内参与影片宣传、话题营销等多种形式，进一步提升自己在各种媒介上的曝光率、讨论量，也同时提升其变现能力。而这一整套从“养成”到“变现”的过程能否真正实现，除了依靠明星作为演员的专业能力以及受众认可度以外，相对模式化、成熟的明星运作维护运营机制必不可少。

（三）社交媒体的繁盛为明星打造全新维护机制

为了保障明星的经济价值的持久性，明星制的重要环节在于其维护机制。美国学者保罗·麦克唐纳用“品牌”这一概念，分析明星们的媒介化身份如何在电影市场中运作，“成为明星品牌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因此必须要积累一系列与众不同的意义和成功电影的商业记录，在一系列电影获得成功之后，演员不仅由此确定了一系列显著的意义，而且获得了经济地位，此时明星品牌就形成了”。明星成为一种符号媒介，被用来创造一系列影响力，以销售某一种电影体验，这是明星在媒介市场中商业价值的体现。而明星品牌的核心在于“销售的不是明星符号——而是明星符号作为一种途径被用来理解销售中的商品（即电影）”，这决定了明星要思考如何区别于其他明星的某种品牌化身份化人格，以“独特性来刺激观众兴趣”，并且要求明星的“一连串表演在保持连贯性的同时还要创造差异性”。因此，美国好莱坞的明星通过在电影中的表演，平衡差异性与相似性，进而最大化地发挥明星品牌的商业功能，明星的品牌化运营成为其参与市场运作的重要形式。

在中国，与好莱坞明星品牌运营模式不同，尤其在网络时代，往往用明星“人设”这一词来概括明星的媒介化身份，如“吃货人设”“耿直人设”“学霸人设”“快乐打工人人设”等。而“人设”的建立，往往通过明星在互联网公共话语场中的言论、行为以及受众反响确定某种特殊“人格”，再经过营销反复加深其印象，使其满足大众某种欲望心理的投射，成为最快速标记明星媒介身份的重要标准，并由此带来经济效益。

在社交媒体的加持下，明星往往通过多种手段营销其“人设”，用以维护其明星效应。一方面，明星在电影中通过角色塑造获得影迷／粉丝的初步认可，随后采访、商务代言、综艺节目等各类营销手段主动迎合，通过大众公共领域尤其是互联网平台的发酵，将“人设”逐渐从影视剧角色蔓延至明星的私人生活领域。另一方面，资本利用明星的“人设”流量，进一步推销符合其形象期待的商品、服务等，获得巨额的投资回报，而明星经纪公司在其中承担起粘合明星与影视商务资源、保护明星私生活、引导大众舆论走向、纠正粉丝行为等维护明星“人设”的重要作用。

相较于好莱坞明星制意义上的“品牌”是通过电影这一媒介作为品牌流通的重要呈现，并且“明星制的基础是作为品牌的个人，而不是作为个人的品牌”。中国明星“人设”销售的则是通过舆论营销手段方式呈现出明星符号。很多明星由于没有后续作品的支持、过度消耗“人设”引发视觉疲劳或言行与“人设”不相符等问题，很容易出现“人设崩塌”“翻车”等舆论现象。明星的商业价值过分依靠舆论而非作品，这样的明星运营模式又限制了明星形象的维护与运营。

“互联网每时每刻都在将明星推送到各种屏幕之中，却反过来造成了明星与电影本身的疏离。它充分拓宽了表演／扮演的内涵，信息量的过度密集与冗杂亦消解了明星个人生活的价值评判标准，成为一种反复的文化冗余。”在媒介生态变革的当代，无论从商业资本运作、明星制造机制还是明星形象维护方面，明星都被裹挟在互联网的巨大场域之中，呈现复杂多元化的特征。而明星所承载的时代审美趣味、社会意义和社会形态加以人格化的文化符号功能也进一步呈现全新的发展趋势。

三、新媒体构建下的电影明星身体呈现与性别想象

一个时代的影视明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的总代言人。在媒介变革时代，电影明星如同一面镜子印证着媒介文化的变迁，既在话语层面也在实际生活层面嵌入影迷的日常生活场域，建构起大众对自我和自我意义的追寻和确认，也折射出人类对媒介不同发展的解读。因此，研究当今社会最为流行的新兴电影明星，从身体呈现、性别政治的角度解读当代中国明星的文化意义与符号价值，有助于从一个重要的角度分析和理解特定的媒介变革时代，大众文化心理的变迁与发展。

有关明星形象、明星身体的研究，一直以来是明星研究重要的面向之一。理查德·戴尔在《神圣的肉身：电影明星与社会》中确立了“明星形象”的研究方法，探讨电影明星的社会意义，“从单一的关注明星自然的身体，拓展为对于身体进行理解的方式”，强化了明星研究的文化语境，“把明星形象从电影语境扩展到其他知识领域的交互文本里，从整个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判断明星的意义与价值”。在中国电影明星研究中，陈晓云等学者也曾多次对刘晓庆、巩俐、章子怡等明星进行文本分析，探讨明星的“身体”不再是身体本身，而是“各种权力争相角逐的巨大的张力场，并且在这些争议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并可以据此读解出某些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症候”。明星的身体呈现，与社会紧密相连，“这些身体强健的新明星们通过明显的外部特征显示出身体的表现是如何成为文化观念和文化信息的重要能指”。

毫无疑问，中国今天的新媒体社会，重新建构了时代文化对于明星身体的理解与呈现，尤其是新媒体“强大的模拟及同构社会真实与虚拟的能力”，使得受众对明星的认知远超以往。电影明星正是契合了新媒体社会的媒介形象，无论是在私人生活领域还是公共形象领域，都成为大众身份认同最直观的存在。

（一）男性气质承担多样化大众文化想象

在互联网媒介生态的影响下，我国男性电影明星的“男性气质”构建方式，呈现出国家认同、青春化与都市阶层三个层面的多样化大众文化想象。

如康奈尔所言，所谓“男性气质”，是“和女性气质很容易被解释成为内化的角色，他们是社会习得或社会化的产物。性角色被看成是性差异的文化建构。……男性被期望成‘坚实的橡木’”。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男性气质搭载着电影、电视等媒介，通过被塑造过的人物形象，对大众产生教化和影响。在中国电影文化生产机制下，一方面当代中国观众审美偏好的变化影响了明星“男性气质”的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则与互联网媒介的影响息息相关。

首先，随着“新主流大片”在近年的流行，中国男性明星的“男性气质”主要承载着国家身份认同的文化想象。

例如，《战狼1》《战狼2》中的吴京、《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中的张涵予和彭于晏、《悬崖之上》中的张译等，都是采用叙事结构、角色塑造、影像语言等方式，视觉化地塑造了中国硬汉英雄形象，契合中国大国崛起的国家身份想象。在这种明星形象的建构中，互联网所建立起的大众舆论谈论场，为中国电影明星英雄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多元化的解读可能。

在此类“男性气质”的塑造方式上，一方面主流国家级网站通过在社交媒体上的广泛传播，承担起英雄形象建构的引导责任，如《人民日报》热评明星吴京，人民网微博发文呼吁禁止“娘化”、教育部发文提升学生男性气质等，通过主流媒体的网络传播引发巨大声量讨论。另一方面，在B站、豆瓣等新媒体平台，圈层化的受众也通过对电影明星对抗式的解读，满足其去中心化、抵抗话语霸权的心理诉求。例如，电影《战狼2》上映后，有关其艺术审美性难以承担中国电影票房第一的批判，以及对于明星吴京本人对抗式的恶评等，都呈现这一特征。受众对于影像本体与明星符号的多样化解读，正是体现了网络媒介时代受众在虚拟的“真实”中获得自我身份认同快感的可能。而明星形象“作为一种文化形象，可以一定程度拟合社会中的某种分歧，这种作用尤其体现在明星对于受众所起到的身份认同的作用”。

其次，除了代表着中国电影中近年来较为突出主流“支配性”权威男性气质以外，男性小鲜肉等“从属性”男性气质也成为时代审美的又一特征。

在中国电影的主流叙事中，对于这种“从属性”的男性形象的表现极具争议。例如，在电影《影》中，张艺谋则启用一群男性演员扮演女性、模仿女性、丑化女性“搔首弄姿”的身体来呈现的。甚至还有部分网络影视剧作品，完全是从“消费男色”奇观化的娱乐立场呈现性别文化议题。尽管网络媒介时代，呈现出多样化文化建构的可能，明星的“身体”也不再是身体本身, 而是各种权力争相角逐的巨大的张力场。在这些争议的背后，如何通过对于明星身体政治的解读，更好解读当代社会政治文化症候,是从明星研究角度对大众文化领域深入探索的开端。

图3.电影《夏洛特烦恼》剧照

第三，在近年来新兴的电影明星中，沈腾、徐峥等喜剧电影明星，都是通过喜剧类型实现对于平民阶层身份的浪漫化想象。例如，在《夏洛特烦恼》中，日常生活的失败者，通过做梦的方式实现人生辉煌；《西红柿首富》通过花掉10亿元实现阶层跨越等，都是源自于中国经历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贫富差距加大之后的焦虑呈现。但对于这种大众心理诉求的表现明显有问题，创作者们为了迎合这种特点，喜剧类型电影开始了低俗化趋向。

伴随着世界进入信息时代，信息网络技术成为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并对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所有东西都被数字化、量化之后，小富即安的思想不复存在，现代人的焦虑与压力陡增。在电影中，徐峥的光头、《温暖的抱抱》中常远的强迫症患者形象等，都是时代大众的心理表现。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传播下，“打工人”话语表述流行，被困在数据中的外卖骑手引发热议，“996”数字劳工等现象成为时代焦虑的重要表述，电影明星的身份也正是通过满足大众心理诉求而建构。

（二）女性明星身体的单一化符号表征

长久以来，身体影像一直都是银幕所呈现的中心，也是银幕之下观众的欲望投射目标，尤其是女性的身体影像，因其性别的差异更易成为商品化的身体展示对象。美国学者彼得·布鲁克斯在《身体活：现代叙述中的欲望对象》一书中指出，自18世纪以来，女性的身体开始成为媒介欲望表达的载体。“她那完美而冰冷、无知觉的身体上的人的印记似乎是必不可少的标记或记号，使她为叙述而生——成为叙述中的意义的传播媒介。而它之所以变成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带着人的烙印的身体，正是因为她那造型完美的身体已经成了强烈欲望的对象。”而劳拉·穆尔维在分析传统叙事电影时同样关注到“被看的女性”（被动的、被去势的、危险的）与“观看男性”（主动的、作为观看者或电影制作者）之间形成的性别权力视觉机制，女性电影明星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符码，成为男权文化和男性霸权视点下的欲望投射物。这样的欲望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在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的今天，更被无限放大、加深，女明星的银幕表演不仅仅是世俗形象的再现，更成为展现社会文化症候的重要表征，成为社会欲望的最有价值意义的商品符码。

纵观近年来中国影视娱乐产业的发展，在男性导演为主导的影像创作体系中，女性明星主要呈现出不同的符号表征。

第一种“女性气质”的符号表征，体现在导演权力主导下的由“性感”到“纯真”的女明星选择转变，进一步验证了父权体制的刻板印象。

例如，张艺谋“谋女郎”的审美变化。早期的“谋女郎”巩俐、章子怡在张艺谋影片中更多展现女性生命的压抑或狂放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更多被解读为“东方想象的视觉载体”与“社会主流意义上的成功符号”。而今天的“谋女郎”周冬雨、刘浩存，无论是在银幕上的身体图示，还是她们的身体形象都展现纯真、幼态特征，更为明确且直白地展现了父权文化逻辑下的女性想象。例如，电影《山楂树之恋》中的静秋与《悬崖之上》的小兰角色的塑造方式，导演都是通过特写的画面、朦胧氛围感极强的光效以及精心设计的动作台词，展现女明星们的少女神态，而她们本身的形象都在根本意义上具有幼态的少女特征。尽管周冬雨通过后续多部作品呈现出不同面向的表演能力，以及各类真人秀综艺节目中呈现出更为接近明星私人领域的真实性格，但是从导演通过选择素人主演作品，进而塑造某某女郎明星身份的权力制度来看，都更为明确地呈现出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现实。

对于女性演员而言，大多数旨在扮演一种符合男性想象的“女性”，采取了“女性特质”或“女性气质”的公共面具，以“满足男人的欲望，进而减轻对男人的挑战以及与男人竞争的恐惧。因此，女人是根据男人认为女人应该有的样子来进行演出，并且因此而确认了父权体制的刻板印象”。因而，清纯幼态的女明星选择，暗示了女性的弱小和对以男性为主导的现实社会的无力抗争。而女明星身上所呈现出的被保护、被怜爱的“女性气质”，也呈现了父权逻辑下的规训。

例如，周星驰“星女郎”的审美从性感的邱淑贞、朱茵到代表着纯洁理想的黄圣依、林允等也呈现这一特点。在此，女性的身体不只是物质实体或是生理事实，在某种真实和重要的意义上来看，它成为一种社会建构。中国电影新兴明星中“处女脸”的流行正是电影通过奇观化的影像与叙事厚待男性观念，满足父权制的文化传统。

第二种符号表征则旨在挣脱父权文化意识形态的牢笼，而将女性话语置于女性主义三次浪潮的影响语境下，打造一种独立、自主、可以自己把握爱情、拥有完善人格的女性新形象。虽然在理论上其成为女性观众的精神需求，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呈现出对女性身体的规训。

例如，《演员的诞生》《乘风破浪的姐姐》等节目在呈现女性性别、年龄、职业的焦虑中激发出强烈的女性共情力而引发热议，张雨绮、万茜、宁静、黄奕、胡杏儿等多位女性电影明星依靠网络话题、营销流量的方式再次翻红。这种专为中年女明星量身打造的节目，在理论上是在呈现女性对于“美”的渴求，以及观众对于“明星之美”的欣赏。在节目中，《乘风破浪的姐姐》节目集中展示了女明星们模仿低领少女的姿态与活力挑战舞台劲歌热舞，用“少女感”模糊了年龄感。但在性别话语的实践层面上，“破龄成团”与“青春归位”口号实际处于相互矛盾的状态，同时也在无形之中规训着现实生活中的女性观众对于“青春归位”的身材要求及其性别观念。当代中年女性明星们被纳入男性中心审美体系下加以审视，造成了屏幕中女性表面在场、实则缺席的景象。

值得追问的是，在女性明星们所掀起的关于“逆龄生长”性别规训式的全民号召下，为什么当代中国女性明星在年龄、样貌、身材等方面越来越宣扬一种不符合人类身体发育与成长自然规律的“美”？当代大众文化对于“明星之美”的追求，除了“青春”“逆龄”“低幼纯真化”等具有明显倒退的性别表演之外，是否能还能在阶层、年龄、职业、文化、健康等更具社会深度上挖掘与拓展女性明星的广度？

在此，影片《你好，李焕英》之于中国女性明星生产的开创性意义在于，电影人贾玲以其轻松自如的表演才华和出色的导演能力，较为成功地突破了父权文化逻辑下对于“明星之美”的想象维度，不仅使得影片主演之一演员张小斐成功获得了“国民妈妈”式的大众文化心理期待与投射，探索了女性明星的大众文化想象的新纬度和生存空间。并且，贾玲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票房最高的女性导演。影片所讲述的故事也从根本意义上摆脱了父权文化逻辑所主导的男性叙事，而进入关于个人成长、家庭关系以及时代和人性等层面。

但是，中国电影仅仅拥有一部《你好，李焕英》仍远远不够。中国女性明星如何突破传统“明星之美”的性别束缚，而进入与男性明星的文化身份的身体特征多样、社会想象多元、身体特征多样的纬度，不仅仅是女性明星生产机制的单方面能解决的问题，还需要在导演、编剧、摄影等制作流程上的多种职业及其生产机制的良性运转，为具有平等友好的性别观念的电影人或作品提供更好的平台与机遇，才能促进我国明星文化的良性发展。

结语

纵观中国明星观念的变化和发展历程，当代中国明星在互联网媒介生态变革的影响下，也发生了不同于美国好莱坞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电影体质的明星生产机制。在互联网资本运营下，全娱乐产业打造的新兴电影明星崛起速度加快、跨界明星现象成为主流。

互联网生态下的中国明星生产所带来的大众文化想象方式，存在女性的性别化想象方式单一的性别话语问题，并且随着网络平台资本的过多干预，“流量为王”的明星生产机制及其创作观念，长久以往并不利于中国电影艺术的良性发展。在此有意义上，如何在后端的电影营销和互联网媒介平台的推广层面，破除一味地迎合互联网大众低龄化、扁平化的审美偏好而构建单一化的“人设”想象迷思，才是我国当代明星多样化塑造、电影文化多元生产的良性发展的关键所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