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书颖

《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长篇纪实小说，是日本古典文学的高峰，也是日本女性文化的开端，更是日本文学小说的鼻祖，在日本的地位堪比《红楼梦》在中国的地位。《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是日本平安时期的著名女作家。她出生于书香贵族门第，自幼随父亲学习汉学，具有很高的文学素养，其中对诗人白居易及其诗作《长恨歌》最为喜爱和崇拜，这为她之后撰写《源氏物语》产生巨大影响。在《源氏物语》中，她引用白居易诗高达154处，占汉语典籍引用总数的59%，并多次引用《长恨歌》中的原句。她更是参照了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人物形象，塑造了桐壶帝和桐壶更衣这两个人物形象。甚至可以说，没有白居易和《长恨歌》就没有《源氏物语》的诞生。

虽然长恨歌对《源氏物语》产生巨大影响，但二者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两者在文学创作理论方面“物感说”和“物哀说”的差别。

本文试从影响与差异两大方面来分析白居易《长恨歌》与《源氏物语》之间的联系。

一、白居易对《源氏物语》的影响

（一）白居易对《源氏物语》创作背景的影响

在历史上，唐朝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为灿烂辉煌的一个朝代，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太平盛世;在文坛上，更是出现了“盛唐”的繁华景象。其高度文明更是吸引了各国的学者前来朝拜与学习，其中日本与唐来往尤其密切。日本仰慕中国唐朝文化，派来大量使者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对当时的日本文化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产生巨大影响。

在文化学习方面，白居易在日本文学史中的影响是最为强烈的，甚至超过了唐朝其他所有诗人之和。在日本人心中，只有白居易才是能代表唐朝文化巅峰的人物。在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下，日本历史上甚至出现了日本传统文学不及汉文化诗文的趋势时期，称为日本的“国风黑暗时代”。

在以后的平安时代，白居易仍对日本的传统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平安时代初，白诗汇集的《白氏长庆集》被传入日本。白居易的诗因其内容丰富、通俗易懂，迅速风靡全国，并成了日本贵族在诗歌学习与创作上的范本，而白诗中体现出的“感伤”“闲适”等审美情趣与佛教思想更是符合了平安时代的文化背景。平安时代的诗歌、散文等众多文学样式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仿照白居易文学的印记。也正是在那一时代，日本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女性作家。紫式部就是其中的一位，并由此诞生了《源氏物语》。

紫式部对于白居易的推崇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父亲对白诗的喜爱以及对她从小的教导。紫式部后来更是因精通白居易诗歌，以才女身份入宫讲解《白氏文集》。这是对她汉文学功底的认可，也彰显了她对白居易的诗集研究得透彻。

（二）白居易诗歌在《源氏物语》中的应用

在《源氏物语》中，紫式部对白居易的情节和诗词进行了大量的引用与借鉴。《源氏物语》的开篇《桐壶》一回的大致情节就源于白居易的叙事长诗《长恨歌》中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故事。皇上对桐壶妃的怜爱与专宠，让朝中大臣侧目而视，相互议论“将来难免闯出杨贵妃那样的滔天大祸来呢”。紫式部在作品的开端就将桐壶帝与唐玄宗、桐壶更衣与杨贵妃联系在一起，两个故事的发源地和时间虽不同，但题材、情节却十分相似。唐玄宗与桐壶帝同为帝王，又都对一个女子爱得如此深情。紫式部深刻地把握这种感觉，将《长恨歌》中用来歌颂两人伟大爱情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诗句化用在对桐壶帝和更衣的爱情描写中。这段引文以“抱恨无穷”结尾，几乎是原封不动地翻译了上述诗句，表现了桐壶帝对桐壶更衣逝去的悲伤之情，以及胜景难再的落寞凄凉。可以看出，在《源氏物语》情节和结构创作中，紫式部凭借自己的文学底蕴，创造性地借鉴吸取了白居易《长恨歌》的精华，使自己的文学世界更为深刻。

除《长恨歌》以外，《源氏物语》还直接或间接引用了大量白居易的诗歌。在《源氏物语》中，引用白居易的讽喻诗居多，如《骊宫高》《上阳白发人》《牡丹芳》等。相较于讽喻诗中所表現的“美刺”作用，紫式部引用中基本只是借用表现出其中的“美”而没有体现其中的“刺”，只因白诗的诗句中情景交融，带有一种悲凉伤感的情感色彩，比较符合日本人的审美观念。如第三十五回《柏木》中，有感于熏的出生，光源氏随口低吟出白居易的诗“五十八翁方有后，静思堪喜亦堪嗟。”表现心中的迟暮之感。《魔法使》中，思念着紫姬的光源氏在风雨之夜，吟出“潇潇暗雨打窗声”的诗句，表现他失去爱妻的凄凉心境。

二、白居易与紫式部的文学观

虽然，白居易和紫式部在写作背景和写作内容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紫式部在白居易诗歌影响的背景下创作，并借鉴了《长恨歌》的情节和引用白诗的诗句。但相较于二者的文学观念还是各有不同，主要区分于写作风格和语言特色，由此在各自的文学领域都各放光彩，交相辉映。

（一）写作风格的不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写实风格”

在《长恨歌》中，白居易以史实为基点，成功塑造了在特殊环境条件下，表现出特殊性格的两个人物。其按照“情”的发生发展，在史实的基础上结合了关于二人的民间传说和正史中的人物形象，再按照自己的审美和思想来进行写作。白居易借助李、杨的爱情故事来寄托在动荡不安中，自己以及百姓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因此，在《长恨歌》中，前两部分以现实主义的记人事为主，最后一部分是以浪漫主义情真理顺的虚构为主。全篇的创作方法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为主。

紫式部则主张应保持文学的真实性，通过作品反映现实生活的各种人情世故。在《源氏物语》中，她贯彻了日本传统的写实风格，抒发了人物的真情。叶渭渠认为，“紫式部的文学观，是建立在日本传统的写实的‘真实和浪漫的‘物哀的基础上，同时大量吸收中国文学理念和方法，并且适当调和融合二者，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性格。”

《源氏物语》以平安时代为背景，对桐壶帝、源氏、薰的生活和爱情进行描绘。其中出现的人物，基本都是有人物原始形象，并以一定历史基础进行文学创作的。例如关于桐壶帝与源氏的历史原型，推测为是平安时代的醍醐天皇与源高明。同时，紫式部还将藤原道长和藤原伊周、藤原赖通等平安时代的历史人物的真实性格、言行、遭遇等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在主人公源氏身上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子。由于所处的时代是日本的古代，当时的社会风气为传统的“一夫多妻”制，所以虽然说源氏看起来与现代的价值观并不相符，但却十分符合当时的社会风貌。并且源氏对于桐壶的爱情的忠贞与细腻，也表现出来了他独特的一面，被塑造成了当时日本国民心中的理想男性。

在《源氏物语》中，紫式部尽量真实地还原出当时日本的社会风貌，充分体现出其中的写实风格。从历史背景到整体的情节发展，都演绎了当时日本上层社会贵族生活的奢靡和当时社会中女性所遭受的不公。

（二）语言特色不同——“物感说”与“物哀说”

“物感说”认为文学创作来自作家的情之动，而情之动又来自客观的物之感。在白居易认为，文学应是基于现实生活，创作出能够表达自己内心感触的文学作品，白居易创作的讽喻诗便是“物感说”的产物。

白居易的“物感说”中，注重的是有关国计民生和不幸遭遇的感受。在“物感说”的指引下，白居易的文学观是十分明确的，即主张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道路。那么，《长恨歌》虽被白居易列于感伤类诗中，并没有被列于讽喻诗类。但其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仍是白居易“物感说”的充分体现。

“物哀说”是日本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是日本三大美学范畴之一。“物哀”是由紫式部基于日本古典词汇“哀”而创造的概念，是把表示外界的“物”与表达感情的“哀”结合起来产生的细腻而又深沉的心情。据统计，《源氏物语》中共出现“哀”字1044次，其中“物哀”一词被提到了14次。物哀思想作为全书之灵魂，对物的描写均为表现人物的内在情感，暗含了一股难以诉说的淡淡哀愁。“物哀”的美感，在《源氏物语》中达到了顶峰。“物哀”作为一种特殊审美，成了平安朝及后世文学的一般基调。

在《源氏物语》中，出现的女性角色基本都是围绕源氏父子创作的，如藤壶中宫、葵之上、六条妃子等人。她们每个人都各具特色，也都具有倾城之容貌，但却都有多舛的命运。紫式部通过描绘《源氏物语》中贵族男女的不伦之恋和女性在爱情中的被动地位，使读者感受到世事的無常，以及女性深陷命运的无力之感，读来让人唏嘘不已，在对女性同情与悲怜之余，字里行间都流露出“物哀”之情。

由此可见，白居易“物感说”丰富多样，强调诗歌创作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能。而《源氏物语》中的“物哀说”除了包含丰富性与多样性，更突出悲哀之情，其中展现的女性作家柔美的风格更为明显。

三、结语

白居易的《长恨歌》与紫式部的《源氏物语》虽题材不同、时代背景不同，但都描写的是一个国家中上层阶级的爱情故事和社会风貌。在被尊为日本古典文学巅峰的《源氏物语》中，紫式部对白居易诗歌尤其是《长恨歌》在情节参考、诗歌引用、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吸收与借鉴，无不体现了当时汉唐文化对日本文学的深厚影响。但同时，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基于日本传统民族文化的特点，对白居易诗歌进行选择性的吸收和再创造，形成了新的文学创作观念——“物哀说”和新的创作体系。

分析白居易及其《长恨歌》与紫式部《源氏物语》的联系，更加深了我们对中日文化交流的认识，通过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加之自身的创新，共同促进文化发展和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