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西北边疆考察文本的资料价值探析

2021-06-24李洁曹生龙

图书与情报 2021年1期

李洁　曹生龙

摘要：民国时期的旅行书写不仅是考察家行走体验与感知的文本依托，穿插于其间的民国区域社会文化样态同为文本内容的重要构成。特定时代情境下，基于考察家身份与视角，具像化的社会人文特征、边疆及民族映像等被嵌入文本，织造了西北邊疆图景。各类叙事、意象与认识论的呈现，不仅为彼时民众拓宽边疆知识视野提供了翔实的民族志参考，也是研究民国时期西北边疆社会的一类重要资料，其价值有待挖掘。

关键词：考察文本;边疆叙事;时代性;知识精英

中图分类号：K250.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68/tsyqb.1003-6938.2021018

An Analysis of the Value of Data Based on the Frontier Investigation Tex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bstract Travel writi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only the textual support of the investigators' walking experience and perception， but als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patter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nterspersed in it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text. In the context of the specific era， based on the identity and perspective of the investigators， concrete social and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frontiers and national images are embedded in the text to weave the frontier landscape. The presentation of various narratives， images and epistemology not only provided a detailed ethnographic reference for the people to broaden the horizons of frontier knowledge at that time， but was also an important type of materials for studying frontier society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ts value needs to be explored.

Key words travel writing; frontier narrative; era; intellectual elite

清末民国时期是西北边疆考察的聚集时段，既有国外考察家基于不同意图的探险、考察活动，如陈香苓和魏长洪在《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纪年》一文中仅对外国探险家在新疆的考察探险活动进行统计，19世纪多达101次，20世纪共计59人次[1]，清晰呈现着近代以来潜藏于考察探险活动中的势力渗透;又有源于“到西北去”“开发边疆”的时代诉求而纷纷奔赴西北的内地知识精英考察浪潮，并于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伴随各类考察活动而付诸于文本的考察日记、回忆录等，饱含时代特色，并与边疆紧紧交织在一起。

本文意图探讨的是基于不同考察身份、知识背景、认知视角书写而成的考察文本，它们无一例外地展露着考察所经之处的社会百态，聚焦于考察家各自的关注点并留下倾注情感的点滴文字，尽管存有差异的认知倾向与价值判断，却是认知民国时期西北边疆社会的一条路径，由各类考察文本汇聚而成的资料群丰富了民国时期西北边疆社会研究的资料基础。

1 民国时期的西北边疆考察及叙事文本

西北边疆考察由来已久，中国历代文人骚客、政客、使臣等不乏西北游历者且留下文本印迹，如《大唐西域记》《长春真人西游记》，都是研究西北地区的重要史料。外国考察家之于西北边疆的游历、考察，自13世纪中期逐渐增多，资料显示有来自英、俄、法、德、意、匈、美、瑞典、日本、瑞士等多国的考察家曾行走于西北边疆。伴随西方殖民脚步及相应的“民族”“国家”话语传播，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西北考察愈加频繁，因考察次数之多、涉及范围之广、考察家身份之多样而达到考察活动顶峰，由此决定了相应叙事文本的多样性与丰富性。

考察家们的行走历程及体验、认知、反思，通过行程日记、回忆录中的文字与脉络一一浮现。如民国初期谢彬以财政部委员身份赴新疆勘查金融情形所书《新疆游记》，杨钟健作为地质学家参加1931年中法科学考察团西北考察的文本《西北的剖面》（图九），以及修女三姐妹自山西出发西行布道留下的整理日记《戈壁沙漠》等。各类考察身份，不同行走历程，与之呼应的考察文本内容丰富多样，不仅涉及民国不同时期西北各地时政、经济、文化各面向（图一、八），又有对于地方民众日常生活的深描（封面图），以及各类西方势力、传教活动与背后的势力渗透等（图五、七、十）。对其搜集、整理、出版工作亦较早开启，如1976年达布斯的《新疆探察史》、1983年杨建新、马曼丽编著的《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至21世纪后，一些大型史料的整理、汇编又推陈出新，各类探险、考察丛书问世，如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北行记丛萃》（20册），近年又有张新泰主编《西域探险考察大系》（32册）、杨镰主编《丝绸之路西域文献史料辑要》（391卷）等。

上述西北考察活动浪潮、不胜枚举的叙事文本及丰硕出版成果所积蓄的资料基础，对应于相关研究的欠缺及多停留于考察史阶段，虽有少量研究论及考察活动及文本所呈现的西北社会，但在分析深度、研究系统性方面还有待挖掘。因此，利用现有丰富的考察文本，突破传统考察史研究以考察家及其活动为基点的研究，着重于文本所呈现的边疆社会，以及文本书写主体的意象表达，既可拓展并丰富考察史研究，也可基于考察家视角背后的殖民话语、内亚视角及边疆定位等不同话语体系呈现西北边疆社会的多元-复合特征。

2 文本价值的个案呈现

笔者拟以萨空了的《由香港到新疆》这一典型旅行书写文本为个案，梳理、挖掘所呈现的边疆图景及可资社会史、民族史及边疆史研究的资料价值。

2.1 萨氏考察始末

《由香港到新疆》为萨空了于1939年3月10日自香港出发，历时半年运输相关政府物资至星星峡的所见所思之作（图六）。萨空了一生从事新闻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转移至香港创办《立报》（图三、二、十五），1938年冬与杜重远一同赴新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被盛世才任命为新疆日报社副社长。“到迪化的时候，新疆还不能收全中央通讯社的广播，武汉撤退后，蒋委员长发表的告全国国民书，迪化只收到了后半段;我参观新疆日报的设备时，新疆日报的铜模还是民国元年杨增新派人由沪购买的，早已残缺不全，铸字机，刨床，等等，一概没有;全迪化（新疆的文化中心）公私图书馆书籍都贫乏的可怜……我认为要使新疆文化发达，这种种现象，非彻底革新不成。”[2]3彼时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认同萨氏的建设意见，并拨款请其赴内地为新疆购买文化工具、罗致办报和改造印刷厂的技术人才，成就了萨氏的战时旅行并形成经典之作。

民国时期西北考察及相应考察日记颇多，然薩空了此行的特殊性在于，一则以运输新疆所需物资为核心任务，因而选择“特别”路线而非便利之路;其二此行自香港经中越边境一路向西北抵新疆，沿途博览战时中国华南-西南-西北一线各地社会人文特征，对于区域生态与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关注、战时运输所呈现的中国时局与外部势力影响等均较其他考察文本更为突出。因此，对于这样一本蕴含着丰富边疆、民族、文化元素的战时旅行书写，有必要予以重新审视与探讨，挖掘其资料价值。

萨空了记录的运输路线自香港起，乘船至安南过海关，此后一路公路汽车运输，途经广西、贵阳、重庆、成都、陕西、甘肃，终抵新疆。林林总总的信息通过文本叙事，以道路呈现抗战时期国家的权力格局及各方势力角逐，透过沿途生态情境的深描铺陈边疆图景。

2.2 行走镜像

以下依据萨氏的着眼点与笔墨，逐一呈现并探讨文本脉络、呈像。

（1）旅行中的“路”及其隐喻。1939年大半中国城市已遭日军轰炸，萨空了采办后自香港返回内地时，仅广西一地为华南地区难得的避风港，尽管最终也未幸免，“海防从来没遭遇过这么大的场面，环境把它造成了中国惟一的吐纳港”[2]。1939年11月日军入侵广西以阻断越南通往中国的运输线，导致此前萨氏所经中国南部地区唯一的运输港丧失。此时西北一隅的新疆作为经前苏联连结内地的抗战运输通道地位愈加凸显，西北近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由此得以推进，如铁路方面1930-1937年陇海线西延至宝鸡[3]，又于1935年成立西北公路管理局，此后依次拓展以西安、兰州为中心的西北公路交通运输网，成为战时物资运输国际交通线畅通的重要保障。

萨氏自安南进关一路行至南宁，记有“在这里我第一次证实了这个通电的效力，从厚厚的档案中，他们找出了广西省府的一个照转新疆省府通电准予照免各税的电令，於是我没有用一个钱就过了这个关。”[2]34-35萨氏有感于新疆与内陆各省的联系看似疏离实则不尽然，为我们开启了重新审视民国时期新疆与内地关系的新路径。在已有多数研究资料与分析中，1943年国民党在新疆建立省党部之前，“孤悬塞外”是民国时期新疆与民国政府、内地关系的呈现。民国末期英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艾瑞克·西普顿的夫人在回忆录中记有：“从1911年中国改制为共和国后，一直到1924年，中国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一直有名无实。……杨增新死后，新疆就一直处于叛乱蜂起的状态中，局势非常复杂。……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央政府的作用微乎其微，而苏联苏维埃政府的作用却日见增长和强大。”[4]而另一方面，“近代中国边疆问题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与当时的国际格局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5]民国时期的新疆处于民国政府与苏英势力之间，若即若离，激发了民国知识阶层基于民族主义、国家认同诉求的边疆记忆建构，一直以来固化了研究与认知中新疆与中央政府、内地关系的疏离模式，而萨氏的旅行与体验则打开了另一扇认知的窗。

萨氏行至陪都重庆，汇总所购一应物资开启向西行程。因物资增多而需增加汽车，经萨氏与迪化、兰州通电，由当时西北公路局借与五辆汽车，自重庆拨给，将物资运至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再由新疆省政府派车自星星峡接送至迪化。上述车辆准备情形体现了区域协作与调度能力。然而在汽车机油调配过程中暴露出区域协作问题。据萨氏记载，西北公路局所辖由四川广元西至新疆东部边界，因而机油调配可“自川陕边界广元站起借，沿站供给直到星星峡为止。将来全数由新省在星星峡拨还”;广元以东则属四川省公路局管辖，未归国营，因辖区所限与所有制而无从调度，因而汽油机油无法自重庆站起供给[2]57-58，91。地理学家李旭旦[6]稍后考察西北时记有，“据天水修车厂某员言，西北公路行政复杂，每一公里路站，有八个机关：运输、管理、检查、资委会、油矿局、线区司令部、驿运、修车等，各自为政，或争权，或推诿，组织应付，行动滞钝，言下不胜叹喟。”因此，萨氏一行所遇公路运输的区域协作障碍，源于制度、行政因素，或因战时而起，无从考查，却可见交通运营体系脆弱的区域协调能力与交通运输所有制混杂对于战时国内物资调配的严重制约。

行至川陕甘一带，各省人力运输方式和所输物品引起萨氏关注及感叹。如广西用人力担子运桐油钨砂出口，贵州多以“山背”，四川多用川马运输，陕西则多用汽车废弃轮胎改良后的板车[2]107。不同地域的运输特色因生态道路情境而生，呈现了人们的生态智慧，却也引发作者有感于区域发展的滞后与国家权力规制的薄弱，“这种种运输和所运的东西，各省政府过去大约一点也没有注意研究过，一切放任的由着自然的经济规律，支配着去进行，这种‘不识不知顺帝之则的时代，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为过去。”[2]107西北又多用驼队以应对恶劣的戈壁气候与供给（图十四），传统的民间运输方式，在民国近现代交通运输开启的同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既为日常民间运输所仰仗，又“在抗战时期是中国人民和原子弹抗衡的‘人类武器”[7]，呈现着地方性与全球性、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错。

“路”贯穿于萨氏的旅行书写，与行走息息相关，也最引注目。运输的畅通或梗阻，首要体现了战时中国各区域的形势，核心则在于通过运输可见的国家运输机制与区域协作中的弊端;路及其所决定的道路运输方式，传统的延续或是改良，又间接呈现了民国中期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差别的决定性制约因素，人们传统的生态智慧，以及现代性作用下知识精英之于国家发展、统一规制影响力的忧虑。

（2）区域生态映像与生存策略。沿着汽车运输的行进，萨氏如人类学家般关注着沿途的生态走势，内陆与边疆的差异性及由此而生的发展差异显露无疑。

富庶之地因深入内陆平原而得，贫瘠山地则处于内陆边缘地带，也即边疆一线。如广西往贵阳西行，“这一带公路两旁所见可耕地，愈来愈少，许多小山石尖，矗立土地中，施以耕耨，实不容易。广西不是富的省份，走这一带，便亲眼看到了佐证。”[2]39边地的丘陵、山地结构与贫瘠土地，严重制约农耕形态与规模发展。行至四川，景象绝然不同，蜀地富庶跃于字里行间，“沿公路所见的四川的山差不多都已经施了人工，变成了梯田，四川比贵州富庶，也就由此事实确定。不只是梯田多，并且农作物显然来的肥壮。”[2]54四川再往西渐入陕甘一带则又现贫瘠，沿大巴山-秦岭-祁连山脉一线，气候自亞热带向暖温带、中温带过渡，由四川盆地步入黄土高原，“到乌沙岭，气候陡然奇寒，荞麦田都已没有，杨柳秧，都成了枯枝”，[2]133气候影响下农业渐入北方旱地农业地带，由此带来农耕土地的数量、土质肥力、农业所需降水以及物产等一系列变化。一如农事生产所应对的生态特殊性，各地民众也呈现出适应的一致性，“由安南到陕西，我曾注意到民众所用避雨遮阳的斗笠，和避风保暖的缠头头巾。在形式上，材料上有许多的变化，而那些变化，都有他的理由，形式上的变化，一定为了环境上的要求，材料上的变化，一定是受了地方上的物产的限制。如果以安南男子的帽子和四川人的缠头巾相较，谁也可以判断，那是由一种形式蜕变而成，……”[2]107-108。

同样的先赋性资源与生态智慧在萨氏进入新疆遇见坎儿井再次呈现。一如仰给于祁连冰川而生的河西走廊农耕，新疆的绿洲农业发展同样受惠于天山冰川融水，凭借沟渠与坎儿井灌溉（图四）。水是农业发展之源，对于戈壁沙漠地带尤甚，拥有水资源或是掌握获取水源的途径成为农耕的命脉，因而萨氏有如下记载：“坎井系多沙之区在地下以毡为底而蓄水之井，各井相连，由有山水处引至田地间，以备灌溉。……至今新民仍以能多拥有坎井为富有之表征。”[2]160

以上可见内陆平原与边疆丘陵、山地、戈壁的生态差异，突显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先赋性因素对传统农耕经济的影响，由此造就了内陆与边疆之间的富庶与贫瘠，旅行所见巩固了这一印象。然而随着萨氏深入西北，经由黄土高原向戈壁绿洲过渡，因生态制约滋育的地方知识与农民的生态智慧、策略在戈壁沙漠的极地同样呈现于旅行者眼前，映证了不同文明体系“基于自然的互惠”，“人和自然之间因此也便有了一种近乎先赋性的互惠性关联。……人会不自觉地融入并参与到此种安排中，并以文字或象征符号的方式标识互惠空间……”[8]

通过旅行书写呈现了中国华南-西南-西北一线环境多样性与多元化民众生计，凸显了边疆地理复杂性制约下民众生存的困境与策略;同时强调了人们在不同环境下的适应禀赋，印证了“使民族文化与其所处的生态背景乃至社会族际背景之间，结成了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耦合关系”[9]。于是当我们试图注入生态的元素去理解边疆民族社会，在惯常的“贫穷”“落后”“闭塞”等刻板印象之外，放置生态多样性与人们的生存智慧于其中，去关注与内地“迥异”的边疆民众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与自然长时段经验磨合后汇聚并更新着地方知识去推进地方社会与生态环境的互动，从而达到“民族文化在尊重自然规律基础上对自然生态的建构”[10]。

（3）特定时空下的边疆影像。萨氏旅行书写的特别之处在于其行走的时空特性，旅行中所见外部势力的影响尤为深刻，又存在不同帝国势力于各区域的争夺与影响力的明显差别。如广西一处“英美教会的势力似乎不小，教堂、学校、医院都有”[2]37;渐入西北，苏联影响至深，“到广元情形渐变了，苏联制造的汽车，在来往的汽车总数中，百分比已占的很高。西北公路局的车，全部是苏联史太林工厂的出品。因为抗战发动苏联就送了我们五百辆汽车，担负西北的国际运输。”[2]101-102汽车运输一线所现国外势力影响明显，可见当时民国政府仰仗外部势力抗日的情形。

其中，西北基于战时后方的战略地位及所承担的运输重担，决定了彼时前苏联基于自身考虑所给予的强大支持与影响力（图十二），于是一系列情境在行走中得以展现。如萨氏在兰州遇见为增进中苏关系而举行的盛大晚会，“曾赶上苏联空军节，空军新生社，有极盛大的庆祝晚会。……今天的白天有许多苏联飞机，在皋兰上空散放祝贺中苏领袖和空军的传单，给我们这些在渝饱尝敌寇轰炸滋味的人，以极大的鼓舞。”[2]123-124又有因协运而生成的专门招待前苏联运输队的招待所，往往是笔者旅行中的首选。足见战时西北一隅运输物资重任中前苏联的影响力，以及仰给于前苏联而衍生的一系列运输外围活动。地理所决定的战略地位，使前苏联之于西北的影响区别于他处。

行至新疆，所见苏联影响更甚，除时局外，还与盛世才政府彼时亲苏及前苏联扶持下的建设新疆计划相关，如新疆农业机械化程度与覆盖范围一度成为西北农业之典范。1933年盛世才执政起即表示亲苏，大批苏联专家、顾问入新，在财力、人力、物力上给予支援，农业方面则组织从苏联购进新式农具，民国24-25年（1935-1936）新疆省政府订购的农具数量达2500余架[11]。又据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记载，“在民国三十年又购自苏俄农机一、〇〇三架，零件一百四十余种，到三十一年三月间陆续运迪化，其中包括割草机，利用割草及收割粮食之用，其次为十二行播种机，……”[12]。萨氏旅行生活所感反映出前苏联影响下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星星峡的食物都是由哈密方面用汽车送来的，可是这里的招待所中所能吃到的食物显然比甘肃丰富，苏联的罐头食品、糖食、纸烟，在种类上比甘肃就多了。”[2]158-159

可见，战时的边疆与内地一同被卷入外国势力的“关照”中。战争局势的发展与之相关，人民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水平与之联系，一系列援助换之以政府与民众层面的反馈实践与情感，使得这场抗战更具国际化场景;而各方援助势力的关注点、力度与“心性”昭然若揭，前苏联之于新疆一地的“关切”尤为突显。由是，中央与地方、内地与边疆、边疆与外部势力、外部势力与中央政权等一应权力角逐与应对，均展演于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时空场景中。如此情境中的边疆，不似前述道路阻隔下的“闭塞”边疆，也非生态关照中的多元化边疆，而是走向内地注视下的“边疆”——常态化角色的另一端，陷入战时多方势力角逐的竞技场。

（4）多样化民族叙事。萨氏的行走路线，是依次经南岭走廊、苗疆走廊、藏彝走廊过渡至西北走廊的多民族走廊接续路线，民族资源丰富多元，然而民国时期对于多数知识精英而言仅有若干典型民族的印象，萨氏书写同样如是，却也足够细致。

一是于安南所见安南人。萨氏记有：“的确越南人民是优秀的，许多同时和我过安南的中国人，看见安南女性，没有一个不为她们的秀美而表示惊异的，由面庞以至全身，都找得到她们不平凡的智慧与健美的表现。不只女性，男性也是一样的，他们绝不是一种先天落后的民族，今日的被人奴役是过去统治者的责任，而与民众无关。”[2]23文本指向安南人的体质秀美与聪慧，也将矛头指向殖民统治下本土民族的低劣化表象。叙事背后是如萨氏般知识精英对于殖民逻辑的判断，既是彼时民族自觉意识的一种呈现，也是当时“西方中心论”影响下东方世界自我偏见的结果。

二是于贵阳遇见苗族。“在贵阳街市上，我也看到了一些苗民，这当然都是熟苗，能说汉话，不过装束还保持着苗民固有的习尚，最大的特点，是男性下身也穿着一条裙。苗女的装束，最惹人注意的，是她们的一些银饰，手工花纹，都很精巧。”[2]50明代已出现关于“生番”与“熟番”的分类，学界对此探讨则多见于对清代康熙朝起台湾原住民的探讨与分类，“主要以归化为依据”[13]，《圣武纪》中则记有“惟凉山内生番……多不火食”[14]。近代以来知识精英在探讨边疆少数民族时，也依“文明”程度将化外之民划分为“生”与“熟”（图十一），与汉人有异则为“番”，习俗成为“文明”判定的依据和来源，近汉文化者即为“熟”，远者则为“生”，在知识阶层的民族想象中将传统、文化与“文明程度”混为一谈。萨氏的记载透露着对“生”与“熟”分类体系及其判断标准的熟稔，“山下生活”“能说汉话”是区分与评判标准。此外，通过萨氏的书写可见苗族于彼时的民族形象已然清晰，因此以“固有”一词去描绘所见苗族的服饰特色，文字带有作者清晰的文化评判：男性裙装所给予的异文化冲击，与对女性银饰的欣赏。

余则主要涉及入疆所见多元民族与文化（图十三）。抵星星峡后，“新来的司机十个人中竟分为三个民族，汉族、维吾尔族（缠回）、归化族（白俄），说明我的意思时，已非藉助翻译不可！”[2]159又记有公务机关负责人多为汉族与少数民族搭档，使工作得以正常化履行。若自华南至西南的旅行带给萨氏的民族文化感官体验为“惊”与“异”，那么民族多样化及其纷繁复杂的语言，则是新疆所给予的民族印象，字里行间也透漏着萨氏对于新疆一地经营之不易及需求多元化的感叹。

萨氏旅行书写中的民族叙事集中于上述三个民族或区域形象，透过字里行间可见其认知中深深植入的“优”“劣”与“殖民”，“生”与“熟”，多元化及“相异”等切入点与观念，与同期行走边疆的其他考察家、知识精英的体验并无二致。作为民国时期久居内陆繁华都市、引领文明进程的知识精英，萨氏的认知与见识已超出一般民众，却依旧显露着边疆行走经历欠缺、与少数民族极少接触下的好奇、疏离与困惑。

3 考察文本的价值：西北边疆的全景式描绘

内地与边疆的二元对立在民国时期的边疆叙事中具有普遍性。萨氏的旅行书写，在生动呈现道路、生态、民族情境多样化的同时，亦处处显露着彼时内地与边疆的疏离。为什么内地与边疆之间存在如此深刻的鸿沟？边疆概念的界定众多，且处于不断变化与探讨中。拉铁摩尔在《历史中的边疆》中指出，边疆是在社会中形成的，而不是地理因素造成的[15]。今日我们所探讨的基于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界而存在的复合“边疆”，在中国历史叙述中被注入历史、文化、观念等元素而被一直延续，近代以来的边疆危机与西方话语“逼近”则进一步加重了边疆认知中的“落后”与“闭塞”，对边疆少数民族认知与接触的欠缺，导致考察叙事文本中更多呈现为惊奇与相异的疏离感，尽管萨氏一文中不乏多元化呈现，却根本上仍为单线视野的边疆认知与价值判断。由此，在固化知识阶层边疆认知的同时，限制着普通阶层的民族想象，牵引着彼时对于边疆的刻板印象与偏见。

然而，正如袁剑所论，民国时期西北考察相应的叙事文本接近于当代民族志，如关于新疆的诸多考察文本“在当时对于扩大知识界、实业界的新疆知识视野，理解新疆地方社会内部的运行逻辑，无疑提供了初步的基础”[16]，萨氏的《由香港到新疆》即为诸多考察文本中的一例，对于当时拓宽边疆知识视野提供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也同样是研究这一时期区域社会的重要资料补充。萨氏的旅行书写因时局而呈现着战时特征，因循特殊时期的运输路线而与边疆紧紧交织在一起，《由香港到新疆》集中呈现着上述两类特性。在关乎时局的运输叙事中，以“路”呈现区域交通的协调及国家调配等抗战时期的特征，暗含着国家的战时格局及各方势力的角逐与影响;在邊疆叙事中，显露出一个人类学家的眼光，浓墨重彩呈现着边疆沿线生态多样性变动及其影响下区域耕植与民众的生存智慧，描绘着边疆的民族图景，也将边疆置于国家与国际的不同视野中。在上述纷繁复杂的文本叙事之外，于萨氏个体而言，此次行走本身就是战时一位内地知识精英基于对边疆发展的忧虑而成，旅行书写中透露着对国家、边疆社会的关注、焦虑之心。

民国时期复杂地方社会与边疆危机交织作用下的西北边疆社会，不止于正史所现政治层面各种权力的建构与博弈的主线，还有诸多脉络细节影响至深：多元化族群的发展变迁，地方社会传统权威的再造与新兴势力的崛起，共处中华民族危机的边疆一隅殊相，均为彼时边疆难以忽视的社会情境。藉以萨氏《由香港到新疆》呈现单个考察文本之于社会史、民族史、边疆史等研究的资料价值，意在以小见大，这一旅行书写所透露的边疆图景与时代特征仅为诸多考察文本叙事的冰山一角，这些类民族志叙事文本有待被挖掘、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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