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晓东

在公众认知里，王蒙首先是一位时常露面的赫赫有名的文化名人，是一位写出了《青春万岁》等小说和诸多趣文的高产作家，概而言之是一位文人。但他同时也是14岁入党的少年布尔什维克，10年的基层团干部，22年的“右派”，3年零5个月的共和国文化部部长，10年的中央委员，15年的政协委员，享受部级待遇的离休干部。王蒙在政治舞台（如果可以称之为的话）上的首次露面，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一场演讲比赛，身为初中生的他，以“三民主义”与“四大自由”为题，声如洪钟，滔滔而论，勇夺北平市中学生讲演比赛初中组第三名——但若以真实发挥论，他本该得第一名（主办者的政治倾向使然）。

在王蒙晚年写下的不多的忆及童年的文字中，有这么一段记述：“我就是从自己的家中知道了什么叫旧社会，什么叫封建，什么叫青黄不接的社会转型，知道了历史的过渡要人们付出多少代价，承受多少痛苦。”反映了他及早在政治意识方面的启蒙。这很正常，王蒙出生于1934年，童年在家国多难的烽火狼烟中度过，和同学一起出阜成门（当时叫平则门）去玩，还要给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这个非常恶劣的记忆连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共产党人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风采，很早就决定了他的政治倾向。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语境之下，少年心很难不滋生出民族情爱国心，当时的“爱国”，跟“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初中毕业，王蒙决定舍四中而取冀高，原因之一就是冀高有革命传统，“一二·九”时期北京中学生参加救亡运动的就以冀高为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