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日格勒

摘 要：回鹘汗国与契丹先后在北方草原地区称霸，其都城哈喇巴拉嘎斯与辽上京见证了国家的发展、强盛、衰落、灭亡。城市既是文明的产物又是文明的物质载体，每一个风云时代都在城市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本文对哈喇巴拉嘎斯都城与辽上京城址进行比较分析，目的是探讨在草原文化的大背景下，两座城址的营建与发展有何异同，及其中的原因。

关键词：哈喇巴拉嘎斯;辽上京;城址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1）04-0007-03

回鹘是中国少数民族部落，其先祖为匈奴，由回纥改名而来，取“回旋轻捷如鹘”之义。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后突厥汗国被以骨力裴罗为领袖的回纥众部落推翻，回鹘汗国建立。哈喇巴拉嘎斯是回鹘人所建造的第一座都城。它承载着回鹘汗国的灿烂的历史和绚丽的文化。

辽朝是中国历史上契丹族建立的朝代。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成为契丹部落联盟首领，公元916年建国号“契丹”，定都上京。辽上京今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上京是契丹建立之初的都城，为辽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哈喇巴拉嘎斯都城与辽上京作为不同时期北方草原霸主的都城，其在都城的选址、布局等方面既存在一定的共因和关联性，同时也因为地域条件、民族民俗的不同而产生一定的差异和特色。下文将详细探讨两座都城的共性与个性。

一、两座城址的共性

（一）选址的优越性

城市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环境有密切的关系，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条件，土壤肥沃地区一直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所活动的大舞台。哈喇巴拉嘎斯都城位于鄂尔浑河流域地区，西依层峦叠嶂的杭爱山，鄂尔浑河自东北向西南从都城边缓缓流过，造就了物产丰美的大平原，哈喇巴拉嘎斯都城就屹立在这片大平原上。契丹都城辽上京在选取城址时，也充分考虑到了背靠山丘，前靠水脉的自然防御功能。就气候而言，这里四季分明，周边环境适于放牧同时耕种条件也很好。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为它建立都城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如《辽史》所称这里“负山抱海，天险足以为固”。

（二）多民族共同兴建

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建立一座城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两座城市在兴建的过程中都依靠了其他民族优秀的工艺匠人，正是这些工匠门的精雕细琢才有了都城昔日的辉煌。回鹘和契丹作为草原游牧民族自古以来逐水草游牧，但是依靠粟特人、渤海人、汉族工匠等建造了哈喇巴拉嘎斯都城、辽上京等很多城镇，这些城镇的出现改变了游牧民族原本的生活方式，不再是单一的畜牧业，有了农业、手工业以及商业贸易。

（三）城址朝向

都城朝向是一个政权政治理念、信仰和民族风俗习惯的体现。两座草原城市哈喇巴拉嘎斯和辽上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东方作为其都城的朝向。根据日本学者森安孝夫教授等人在1997年所测定的数据，哈喇巴拉嘎斯都城城门设于东城墙，宽8米左右，方向为115°，都城城门朝东南方向开，这种城门的朝向是回鹘汗国各大城市的普遍现象。同样，以契丹为主的民族建立的都城辽上京也是城门朝向东方。根据地势西高东低，以及城内建筑物的走向可以分析出城址的朝向。究其原因这种朝向源于随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而设置，草原民族有拜日的习俗，他们以东向为尊，穹庐门一律朝向东或东南方向。

（四）都城成为文化交流中心

城市的营建不仅仅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变化，同样城市的发展也带动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城市作为文化信息聚集地，必然成为文化传播的大舞台。

回鹘统治漠北草原时期，地域面积包含整个蒙古草原、南西伯利亚地区以及准格尔盆地甚至西至古河流域地区。与此同时，回鹘汗国又是这片广阔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回鹘都城所建造的宽阔道路，通向四面八方大大小小的国家、城市、驿站。不同地方的商旅、学者、百姓纷纷来到这座草原城市。哈喇巴拉嘎斯都城这样的历史地位，使其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信息沟通、商业贸易中扮演了桥梁的作用，为草原文化中心的形成奠定了政治与经济基础。

辽朝的建立实现了我国内蒙古和东北以及华北一部分地区空前的统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辽朝通过不断地向外扩张，十分强盛。辽朝都城辽上京地区也逐渐形成了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这些民族包括：汉族人、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室韦人等。这不仅加强了各个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同时也为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两座城址的个性

（一）城址布局不同

城市结构的布局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治国方式和发展模式。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城市布局模板，同为草原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他们的城市布局也是因地制宜，因需而置的。

回鹘汗国的都城分为内城、外城、子城及城郊农业区四部分，每部分都拥有自己不同的建筑特色，就整体布局而言，全城呈现不规则方形。就城址方向来说，哈喇巴拉嘎斯都城为北偏东20度。此外，都城南城墙与北城墙各可见三个马面，东城墙与西城墙各可见两个马面。为了加强防御，在西城墙中部内、外皆方形的瓮城。

辽上京城的布局则是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呈“日”字形。辽上京实行南北分治的方针是辽代统治者根据实际需要出發， 便于更好的管理汉人。根据考古调查研究，辽上京城墙为夯土版筑，由三部分组成，城墙主体、附加墙台、马面。城墙高出地面6-9米，城墙残存马面，最高达13米。

（二）宗教信仰不同

在古代，宗教信仰对一个民族的团结和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城市的出现，人口的聚集，宗教信仰得以迅速传播。回鹘人在建造城市方面，比其他北方少数民族更加具有特点，这一点在哈喇巴嘎斯都城得以展现。回鹘人在信奉摩尼教以后，便让粟特工匠为哈喇巴嘎斯都城营建了许多摩尼教的庙宇建筑。这些庙宇建筑多为祭祀而建造。在古代，祭祀活动是重大活动之一，这表明回鹘的统治者对于宗教的依赖和重视。而对于辽上京则偏好建造佛教建筑。《辽史·太祖本纪》记载：“神册四年，秋八月丁酉，谒孔子庙，命皇后、皇太子分谒见寺观。”神册十年“冬十一月丙午，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上京城内陆续修建了天雄寺、义节寺、崇孝寺、安国寺、圣尼寺等重要寺院。辽上京城内众多寺院的修建也足以看出契丹人对佛教的接纳和重视。可以看出当时辽朝的佛教信仰的兴盛以及佛教信仰对上京城地区规划建筑的影响。

（三）受农耕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同

在中国灿烂的历史长河中，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一直相互碰撞并且相互交融。回鹘汗国与契丹辽朝作为漠北地区先后崛起的草原霸主，他们在与中原地区政权的交流中也是不断地吸收养分，用于发展自己。

回鹘立国后，并不像其他游牧民族政权对农耕文化国家进行骚扰与掠夺，反而回鹘长期以来一直与唐朝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且回鹘汗国曾经协助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乱。良好的国家关系客观上影响了彼此之间的相互交流。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哈喇巴嘎斯都城出土的一些建筑构件虽然具有唐代典型图案风格，但是数量并不多。从丧葬习俗来看，回鹘人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以前突厥人的丧葬习俗，中原农耕文化对回鹘人的影响较小。回鹘汗国地域较远，再加上与唐朝的友好的关系使得中原文化对回鹘的影响力较小。

与此相反，中原文化对辽上京的规划与建设影响巨大。由于辽宋之间长期的战争，大量汉族百姓进入辽朝。为辽朝以及辽上京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公元918年，汉族官员康默记被任命为版筑使，着手负责辽上京的修建工作，后期还负责了耶律阿保机陵墓的修建工作。可见，当时的汉族官员受到了契丹统治者耶律阿保机的重用。

在辽代，汉族是社会主体民族之一。原地区的汉族群体和被俘获的汉族百姓为辽上京以及辽朝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汉族群体中掌握着来自中原先进的农耕生产和手工业生产技术，在俘掠来的汉人中还包括着一些兼具文治武功者，他们有着丰富的治世经验，辽上京筹建之初，正需要这些人才，于是统治者大胆启用汉人儒士。

与此同时，为了更好地控制俘获来的汉族百姓，统治者在其现在生活耕作的地方，设置州县，统一进行管理。目的是为了让汉族百姓尽快安稳下来，主动从事劳作生产，发展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这种统治方式加速了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进程。

三、总结

哈喇巴拉嘎斯都城与辽上京作为回鹘汗国和辽代的都城，其城址的突出特性集中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文化和民俗风情，是当时社会文明的集中写照。两座国家都城所反映的共性与个性，真实地反映了在草原文明的大环境下，环境因素、文化因素、民族因素、外交因素等对城市建立所带来的影响。城市建设没有固定道路，众多因素的叠加与汇总才是推动城市发展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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