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燕青 蔡静晶 常中龙 于 强 李月中 吴海锁

(1.维尔利环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 常州 213125； 2.常州金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江苏 常州 213126；3.江苏省固体废弃物处理环保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江苏 常州 213126; 4.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北京 100007；5.江苏环保产业技术研究院股份公司，江苏 南京 210036)

目前，我国已从政府层面提出对垃圾分类的具体要求，要求加速垃圾资源化，减量化以及无害化的处理进程，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自动处理系统，形成以法治作为依据，政府统筹规划，民众热情参与，城乡相互协调，因地制宜的垃圾资源化处理规章制度，努力扩大垃圾资源化处理规章的覆盖维度。

预计全球未来30年产生的垃圾量将从2016年的20.1亿t/年增加到34亿t/年，其中塑料垃圾产生量2016年总量已达到了2.42亿t，占固体废弃物垃圾总量的12%[1]。2019年英国全球风险和战略咨询公司研究报告显示，每年全球城市固体废弃物的产生总量已超过21亿t，其产生量可以填满82万座奥林匹克游泳池，平铺开来可覆盖4.1万km2，而其中只有得以回收处理的垃圾约3.23亿t，才占固体废弃物总量的16%；其余46%被废弃无法再利用的固体废弃物约9.5亿t[2](见图1)。虽然中国人均固废垃圾的产生量没有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多，但固废垃圾总量远超过印度和美国，我国产生的城市垃圾总量占全球城市垃圾总量的15%。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自然环境的恶化和能源的紧缺，世界各国在下一步的大力度的努力，使减少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和循环利用[3]。

本文简要的介绍了国内外垃圾分类处理情况。

1 国外典型垃圾分类现状

根据垃圾处理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国外垃圾处理模式主要分为市场主导、政府主导及其他模式。

1.1 市场主导型

在美国，城市生活垃圾由专门从事垃圾收集和处理的公司收集和处理。目前，美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形式是回收、焚烧和填埋，回收占30%，焚烧占14%，填埋占56%。

德国政府负责绝大多数的废物处理工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源头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为主导取向的废物管理理念，即“避免—再利用—消除”。这种管理理念把防止浪费放在首位，也就是说尽量防止浪费的产生。在可能的情况下，对废物进行再利用，即在无法避免的情况下进行回收。通过成立一个专门组织对包装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的非政府组织，对于居民区的垃圾则实施一种双轨制的回收系统经营。乡镇负责收集居民区的垃圾，再将这些垃圾运输到公共处理厂和私人处理厂进行分类和处理，并将处理后有用的物质投入市场，使其进入商业运营中[4]。

1.2 政府主导型

新加坡注重做好垃圾的收运和处理两个环节。当局政府先后出台了相关循环经济政策，着力推进废物再循环与再生利用进程，提高废物资源再生利用率[5]。

日本实行分类处理垃圾，注重垃圾发电和热能利用。东京都23区决定从2008年起对“容器包装回收法”对象以外的不适于回收的塑料、橡胶、皮革制品进行焚烧处理，利用热能进行垃圾发电。日本采取税费政策来引导市民及企事业单位的管理行为，比较有代表性的税费政策包括产业废弃物税、废弃物收费制与押金制[6]，通过增加成本提高废弃物的处置和利用效率。

韩国推行多举措垃圾分类制度:推出收费专用垃圾袋、没有垃圾桶的城市、建立严格监管体系，并根据居民的排放量收费。主要针对一般生活垃圾、食物垃圾、可回收垃圾和特殊大件垃圾四类。自从实行垃圾分类制度以来，垃圾分类逐渐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韩国的垃圾回收率不断提高。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2017年韩国的垃圾回收再利用率达到87%[7]。

2 我国垃圾分类现状

自2000年左右，我国在全国8个试点城市推行垃圾分类。当时我国的整个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单一而不健全，跨时代推进循环利用，遇到许多现实问题，如垃圾处理设施不足，缺乏现代化、多样化的处理设备等，最终以垃圾填埋和焚烧成为主要的处理方式[8]。垃圾基本采用混合收集，存在“掺混有害垃圾易污染环境、垃圾中的有用资源难以有效利用、后端垃圾处理设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等困难。

2.1 上海垃圾分类现状

由于上海土地资源短缺，垃圾填埋处理难以继续进行。目前，上海正朝着“回收率高、填埋比例低”的方向不断努力。为解决垃圾围城资源化利用难等问题，从2019年7月开始，《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颁布实施，率先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干垃圾和湿垃圾。鼓励将可回收物卖入废品回收系统，或交至两网融合服务点，或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严禁将有害垃圾投放至其他的生活垃圾收集容器，日常家庭的生活垃圾要做到干、湿垃圾分开。自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随着上海的全程体系建设有序快速推进，截至10月底，上海市可回收物回收量达到5 960 t/d，较9月的日均回收量增加了约355 t/d，而较今年7月增加了约1 560 t/d(见图2)。

从分类效果上来看，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比预期好。截至2019年10月底，上海市的湿垃圾分出量为8 710 t/d，较今年2月增长近1倍，较7月增加了约510 t/d(见图3)。

截至10月底，上海市干垃圾处置量为14 830 t/d，较2018年10月减少33%，较今年7月减少了约2 270 t/d。上海市干垃圾处置量减量效果明显。由此可见，垃圾分类投放已成为越来越多上海市民的生活习惯(见图4)。

虽然上海的前端分类情况较好，但是大量的垃圾产生，进一步加大了后端处理厂处理的压力，建议终端处理设施设备必须和分类收集同步推进，目前可回收物的处理依旧还是以人工为主，前端分类的收集虽然有许多智能化站点，也只是局限于监管层面，宣传噱头大过于实用，离真正的全链智能化处理还有很大差距。焚烧处理厂是依照之前的处理能力设计，对于干湿垃圾激增的情况还有些“水土不服”。新的焚烧厂建设开工到投产一般18个月左右。后端湿垃圾的处理，处理设备还处在国外20世纪90年代水平，虽然也在不断更新迭代，国外先进的设备技术依旧没有真正消化吸收。行业内某些企业宣传夸大，导致真正实干型企业存活艰难，无法潜心创新技术，着力于高端设备制造的企业少之又少。整个行业亟需强有力的监管和政策指引。

2.2 北京市垃圾分类情况

2020年5月1日，《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截止到12月初，实施约半年时间，北京市家庭厨余垃圾分出量达4 246 t/d，相比实施前增长了13倍，家庭厨余垃圾分出率达到20.84%；加上餐饮服务业每日厨余垃圾分出量1 927 t，北京市厨余垃圾总体分出量达6 173 t/d。通过厨余垃圾和可回收物的源头分类，以及源头减量措施不断深化，进入到末端处理设施的生活垃圾处理量，即其他垃圾量1.61万t/d，同比去年下降36.61%(见图5)。

垃圾经分类后，可回收物由再生资源企业回收利用，塑料袋、纸巾等其他垃圾被送到焚烧厂发电或者是填埋，而有害垃圾将被运输到有处理资质的企业安全处理。

当然，可能是地域的不同，北京垃圾分类不像上海“细致”，不过大方向是一致的，都遵循了减量化、无害化、最大程度的资源化。

2.3 广州市垃圾分类情况

广州目前全市日产生活垃圾超过3万t，每年增长幅度6%～8%，生活垃圾处理压力巨大。2020年以来，广州市推动全市1.8万个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升级改造，截至11月底，升级改造率已超过90%。已建成16座垃圾终端处理设施，焚烧处理能力达1.55万t/d，生化处理能力达4 680 t/d。根据《广州市生活垃圾终处理系统解决方案》，2023年前广州市焚烧处理能力将达到3万t/d，生化处理能力4 800 t/d(见图6)。

广州的垃圾箱有四种颜色，蓝、绿、红、灰，分别对应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广州采用“家里分好类、定时拎下楼、定点精准投”垃圾分类投放模式，“专桶专用、专车专收、专线专运”垃圾分类收运模式，“焚烧为主，生化为辅，填埋兜底”垃圾分类处理模式。推广“车载桶装”“桶袋一色”“桶车一色”，直收直运等收运方式，合理规划线路，增加运输频次。有害垃圾根据各区产量合理安排收运频次，并按规定交由具有资质的企业进行处置。近期，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组织专业技术骨干开发建设的一套集数据采集与分析、工作动态与指引、逐级考核与督办、日常管理与服务于一体的生活垃圾分类信息化管理系统上线试用。该系统具有应用智能化、功能多元化、操作简便化、管理精细化等特点，助力广州高质量发展。

广州垃圾的分类和北京模式相似，又将上海前端的智能化延伸到整个环节，从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到全民行动，从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到分类处置，形成独具特色的政策完善、机制健全、技术先进、全程闭环、共同参与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新格局。

3 结语

从上海、北京和广州模式以及试点城市的情况来看，可回收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尚需提高。低价值可回收物缺乏政策引导，受回收价格波动幅度大、回收物流成本较高、资源利用渠道不稳定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做到应收尽收，对回收利用率影响较大，增加生活垃圾末端设施处置压力。

市场化国家，或者说政府主导的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收集和处理体系。垃圾分类可有效减少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减少垃圾对环境的污染，并回收垃圾中的价值资源，从而破解“垃圾围城及混合收集”困境。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已迫在眉睫。垃圾分类是垃圾管理全产业链的基础环节。从垃圾产生的源头实现垃圾的分类和减量化，确保后续运输、处理和再利用的安全和效率[3]。

鉴于我国各个城市垃圾成分复杂，垃圾产生速度快，产生量巨大，我国需加快建立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垃圾分类从试点城市的布局，到全民分类收集、运输，集中处置处理，资源综合利用，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改善人民生活环境的基本国策之一，也是实现2030年碳峰值和2060年碳中和的举措之一。